犹如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方红梅只得失望地离开。返回方湾的路上，她窝了一肚子火，对这些装腔作势的官老爷恨得咬牙切齿。快到万安渡口时，天突然下起了雨。她只能顶风冒雨地骑行。
过河之后，走了一段河堤，就是田间小路。路上的泥土被雨淋湿之后，变成了粘性很强的泥巴。泥巴糊在自行车轮胎上，别说骑行，连推都推不动。没有办法，方红梅只能把自行车扛起来，踩着烂泥，一哧一滑地艰难行走。几十斤重的自行车压在肩膀上，吃力不说，还硌得肩胛骨生疼。回到方湾中学，她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泥泞满身，显得狼狈不堪。她咬咬牙，去池塘提了几桶水，把自行车冲洗干净。然后，又去食堂打热水回宿舍洗澡。忙了半天，人累得够呛，身心疲惫，却没有一点儿效果。
下午上班时，方湾中学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大家都知道了方红梅要调走的消息，带着各种各样的心情前来打听。
池松山酸溜溜地说：“你终于可以与小王团聚了，结束夫妻分居生活。”
方红梅气得恨不得骂人。不过，她还是控制自己的情绪，一笑而过。何必呢？都是共事快两年的同事，说不定暑假之后自己就真的离开这里了，闹个大红脸，多没意思啊！
肖港区教育组这边吃了个“软钉子”，花园区教育组那边进展还算顺利。王加根和舒建新一起去找教育组长刘福民。
刘福民听过他们的要求，没有马上答复。他看看王加根，又看看舒建新，思考了一会儿，还是拿起钢笔在舒建新的《调动申请书》上签了字。接着，对王加根说：“你女朋友调到花园区来我没有意见，但我不能保证把她分到牌坊中学，去陡山中学的可能性比较大。”
王加根没有吭声。
陡山中学距牌坊中学有三十多里路，据说那里条件还比较差，工作和生活环境恶劣。这也是舒建新想离开那里的主要原因。让方红梅去陡山中学，会不会太委屈她了么？她愿意去么？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把她调到花园区来再说。至于分配到哪一所学校，那是后一步考虑的事情。就算方红梅真的分到了陡山中学，也比现在相隔百里之遥要方便得多。两人同在花园区工作，属同一个教育组管理，将来想往一起调，也要容易一些。想到这一点，王加根没有与刘福民争辩，算是勉强同意了这个不合理的附加条件。
得到刘福民同意接收方红梅的承诺，王加根就全力以赴主攻肖港区教育组。他先帮方红梅写了一份《调动申请书》，找方湾中学领导签字盖章。再拿着这张纸一次又一次地往肖港区教育组跑。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次死乞白赖的软磨硬缠，肖港区教育组组长终于在方红梅的《调动申请书》上签了字。
王加根又骑车到陡山中学，约上舒建新，一起到孝天市教育局。
人事股长见两份《调动申请书》上都有调出调入单位负责人的签字，并且盖上了红印，就公事公办地对他们说：“回去等着吧！这事还得局党委会研究同意。一旦有了结果，我们会把调令发到花园区和肖港区教育组的。”
事情到这一步就搁置起来了，一直到放暑假都没有消息。
暑假临近的那段日子，牌坊中学的教学秩序突然混乱起来。办公室里很少看到人办公。桌椅东倒西歪，显得杂乱无章。到处是旧报纸、学生作业本、纸盒子、玻璃碎片、墨水瓶、粉笔、木板子、三角板、圆规……挂在墙上的《考勤簿》和《听课记录本》被撕得稀乱。各个教室里的情况更加糟糕，用“不堪入目”来形容丝毫也不为过。课桌和板凳好多都被人为损坏，甚至缺胳膊少腿儿；窗玻璃没有几块完整的，被打碎的玻璃片散落在窗台和地面上。教室门不是被打破了，就是被拆掉了。所有的电灯都不见了踪影，有的连灯头都被扯走。地面好多天没有清扫，纸屑、玻璃碴、粉笔头和灰尘等垃圾积了半寸厚。
丁胜安家里在做房子，一个多星期没来学校打照面。张仲华和邹贵州从早到晚躲在宿舍里抹“扯胡”，与民同乐，完全不管工作上的事情。责任心稍微强一点儿的教师，偶尔到办公室或教室里转转；责任心差的则百事不管，有时到学校点个卯就回家了。
暑假就是在这样一种散马无笼头的状态下开始的。
眼见教师和学生们欢天喜地地回家，王加根这才意识到自己快半年没有回王李村了，突然特别想念奶奶。该回去看看她老人家了，整天忙自己的事情，都快把奶奶忘记了。带着满腹的自责和愧疚，他在放假的当天下午，就骑自行车回到了王李村。
到村口时，太阳已经偏西。王加根走进家门，便望见了白发苍苍的奶奶。老人家坐在一把靠背椅上，左手搂着大哭大闹的加叶，右手还在不停地摇着摇篮。
王加根走到奶奶跟前，老人家才抬起头来。
“是根么？”老人家用浑浊的双眼瞅着孙儿，“是根么？呜呜呜……”奶奶突然哭了起来，声音颤抖着，“你怎么舍得回的哟！”
奶奶说，她晚上做梦总梦见加根，想他想得好苦。天天都盼着他回来，但他好像完全忘了这个家，忘了他还有一个奶奶。加根双膝跪下，趴在奶奶的腿上，向奶奶道歉，也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好久，老人家才捧起孙儿的脸，端详着孙儿，问加根可曾吃饭，叫加根替她照看小孩，她去煮面条。加根谎称自己吃过饭了，拿来一个小木凳，挨着奶奶坐下。
老人家于是絮叨起来。她说，王厚义和胡月娥每天下地后，两个小孩就扔给她，拖死人！她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了，差远了。腿总是冰凉，白天麻杆一般细，晚上又肿得像水桶。走路走不稳，动不动就摔跤。好几次倒便桶时，人被绊倒，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爬又爬不起来，粪便搞得满身都是，总是村里人看到了，过来扶她。抱小孩也是提心吊胆的，自己摔倒不要紧，要是娃有个好歹，那可不得了……
听到这些，望着奶奶憔悴、枯瘦的面容，摸着奶奶身上热烂了的一块块疮疤，王加根心如刀绞。
“也没做太多的事情。每天就是烧个火，洗个碗，摇个娃，洗个衣服。只是人老了，不中用了。”奶奶掀起围裙擦去加根脸上的泪水，笑着告诉孙儿，“他们弄了好吃的东西，总会给我盛一浅碗。我还求什么呢？只等着睡一个棺材。”
加根听到这儿，心里特别难受。奶奶太容易满足了。少干了一点儿活，多吃了一口食，就觉得是生活对她的馈赠，因此感激不尽。
奶奶自己没有生育儿女，却抚养了好几个后人。素珍、三货、加枝、加根，如今年近八旬，又要带加叶和加花，还要干那么多繁重的家务活。老人家操劳忙碌了大半辈子，本应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啊！可是，并没有人真心的爱她、关心她、照顾她。白素珍和王厚义争着和她一起生活，只是打着扶养她的旗号，惦记的是她的房产。奶奶总是把加根看成唯一的亲人和依靠，把仅存的一点儿温情给孙儿，但加根因为忙工作、忙事业、忙爱情，记起奶奶的时间极其有限，竟然半年都不回家看奶奶一眼。
想起这一点，王加根就骂自己不是人，是猪狗都不如的畜生。
他下定决心，这次回家一定要多陪陪奶奶。给奶奶做点儿好吃的，与奶奶多聊聊天。因为耳聋，与奶奶说话得费很大的劲，平常难得有人与她拉家常，加根告诫自己要耐心，多陪奶奶说说话，多告诉她一些外面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