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市政法委工作？这太突然了，太出人意料了。
王加根脑子一下子拐不过弯来，但他还是小鸡啄食般地点点头，说自己当然愿意。
曹云安笑着说，市政法委缺少会写材料的人，他早就想引进这方面的人才，只是苦于没有编制，一直没有办成。前不久他向孝天市高官提起这件事，市高官答应给市政法委增加一个干部编制。
“我们政法委办公室眼下只有小楚一个人。她是从市法院调过来的，送往迎来搞接待还可以，但文字水平一般般。”曹云安直截了当地对王加根说，“调你来主要是搞文秘这块儿，再就是负责全市政法口的宣传工作。我和几个副书记已经打过招呼，他们都比较赞成。你这边儿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相信你一定能行！”
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还有什么好说的。
王加根激动不已，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调动手续全部由我们来弄，楚科长具体经办。你只按她的要求提供资料，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回去之后，照常上你的班，安心工作。不要声张，不动声色，不要对任何人讲。这次调动争取直达，一举成功，一鸣惊人！等调令寄到牌坊中学时，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曹云安慢条斯理地嘱咐道。
王加根当然也希望是这样。
这两年，他的调动一直光打雷不下雨，搞得他很没有面子。这次要真的能“不吼雷打闪就下雨”，也可以把那些曾经嘲笑过他的人震一震，让他们心服口服。
回到牌坊中学，王加根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了他老婆。
方红梅高兴得什么似的。不过，她还是遵照曹云安的指示，没有告诉其他人。夫妻俩天天都在等待，等待着市政法委的调令，等待着司法部公布律师资格考试合格分数线。
时间真是难捱啊！每天都度日如年。
王加根晚上睡觉，几乎天天失眠。躺在床上，总是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说没醒着吧，又老是在做梦；说睡着了吧，周围的一切又是那么清晰，一点儿动静他都清清楚楚。
他几次想去孝天城，打听一下消息，但因为手头没钱，不敢出门。加上曹云安叫他“不动声色”，他只好强迫自己按兵不动。安静！平静！冷静！这个时候特别需要静下来。静观其变，耐心地过好每一天。切莫轻举妄动，不然的话，就有可能自己弄坏了事情。
十二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王加根刚刚起床，就听到有人敲门。
他揉着眼睛，抠着眼屎，慌慌张张地跑去开门。
原来是牌坊中学校长肖玉荣。跟在她身后的，还有牌坊乡教育组长刘福民和人事干事丁胜安。
看到三位领导大驾光临，王加根以为调动有了消息，热情地搬凳子、敬烟、倒茶。所有的礼数尽到之后，他这才发现，来的三个人神情都有些异样，看他的眼光如同看怪物一般。
王加根有了不祥的预感。
这时，丁胜安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孝天报》，指着上面的一篇文章问：“这篇报道是不是你写的？”
王加根一看是《愚蠢的约会》，回答说：“是的。怎么了？”
丁胜安懊恼地说：“你可捅了大篓子！惹了大麻烦！”
王加根莫名惊诧。
接下来，肖玉荣轻声细语了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她说，由于邹发松是自杀身亡，按有关规定，他死后是没有抚恤金和安葬费的。牌坊乡教育组和牌坊中学领导同情他，更可怜他父母，就想做点儿好事，向孝天市教育局打了一份假报告。谎称他是因公出差，在武汉遭遇车祸，意外身亡，并且说他是独生子女。孝天市教育局收到报告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认可了这一“善意的谎言”。领导们签字同意后，又把报告转给了孝天市劳动局和孝天市人事局。就这样，上面批下来一千元钱抚恤金。鉴于邹发松是“独生子女”，还决定每月发给他父母生活补助费八十元，直到他的双亲去世为止。这份报告刚刚批下来，《孝天报》就登出了《愚蠢的约会》这篇文章。
“市教育局长在报纸上看到这篇文章后，暴跳如雷。昨天晚上打电话给我，要求暂停发放邹发松的抚恤金。如果邹发松确实是自杀，不仅要取消抚恤金和生活补助费，还要严肃处理在这件事情中弄虚作假的当事人，以及犯官僚主义的干部。”刘福民接着说。
王加根听到这儿就慌了，赶紧申辩道：“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抚恤金和生活补助费呀！我从来就没有听说你们向上面打什么报告，我完全是无意的呀！”
三个领导人都沉默不语。
好半天，肖玉荣才说：“我们相信你是无意的，连我都不知道还能申请这么多福利和照顾。”
刘福民也同意肖玉荣的观点，含糊其辞地说：“今天我们来找你，不代表组织。只是以我们个人的名义，来和你谈谈。我们也不是怕受处分，主要是考虑到对死者亲属的影响。说得直截了当一点儿，就是经济问题。邹发松的父母才五十多岁，假如再活二十年的话，每月八十元钱，你算算能领多少生活补助费。加上一次性抚恤金，超过两万元啊！你现在这么一搞，他们一分钱也得不到。你想想，他们刚刚失去儿子，如果再遇上这样的事情，对他们的打击该有多么大！”
丁胜安见王加根听后触动不大，就用威胁的语气提醒道：“邹发松的舅舅是牌坊乡政府办公室主任。这件事要是处理得不好，你和小方恐怕在牌坊乡站不住脚！发松家离牌坊中学这么近，现在农村就是那么回事，他们是不会跟你讲什么道理的……”
“也不能怪我们弄虚作假，碰到这种不幸的事情，谁都想给别人办点儿好事，多积点儿德。”刘福民继续侃侃而谈，“孝天城关中学有个教师，因家庭矛盾悬梁自尽了。上吊嘛，不会是别人把他挂上去的吧？说他死于心机梗塞，最后还不是按因病去世处理的！卧龙乡有个村干部，不知什么原因，从桥上跳下去了。说他是为了植树造林，发生车祸而死的，如今办事情，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太认真。认真就吃不成饱饭，连水都没得喝的。”
屋子里烟雾弥漫，烟头忽明忽暗。
说话声，咳嗽声和喝水的声音营造出一种非常严肃的气氛，像在举行一个重要会议和谈判。
听着几位领导苦口婆心的说教，王加根一言不发。
他知道，这些人规劝、诱导、威逼和恐吓，软硬兼施，肯定有他们的目的。
“挽回影响的措施不是没有。”刘福民终于回到正题上，“只要你在报纸上登个声明，说那篇文章与事实不符，我们就可以去市教育局解释。现在新闻报道失实的事不是没有。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代表组织，仅供你参考。”
三个人的目光都集中到王加根身上。
王加根完全被逼到了死角。
他再一次强调，写这篇通讯报道，自己主观上不存在什么恶意。他与邹发松前生无仇，后世无冤。虽然共事的时间不长，但关系还不错。他与牌坊中学、牌坊乡教育组和孝天市教育局的领导也没有什么利害冲突，不存在故意制造麻烦。但客观上，又的确是捅了篓子。出于同情，为邹发松的父母着想，他愿意写这个声明。不过，他写的声明能否见报，他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听王加根这么讲，三个领导人觉得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起身告辞，扬长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