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欣每天上学比较早，到学校后教室门还没有打开，就一个人站在走廊里等候。班主任老师碰到过几次后，就在班上提议，让她来保管教室的门钥匙，负责开门和锁门。
同学们还给她封了个官职：锁长。
虽然“锁长”算不上正经八百的班干部，王欣还是非常高兴。放学回家就把教室的门钥匙掏出来，向爸爸妈妈炫耀。因为怕把钥匙弄丢了，她还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根红丝带，穿在钥匙眼儿里，然后挂在自己的脖子上，神气得不得了。
从那以后，王欣上学就更加积极了。
早晨眼睛一睁开，就闹着穿衣服起床，催促爸爸赶快去食堂买馒头、打稀饭。敷衍了事地刷过牙，倒热水在脸盆里擦把脸，就急匆匆喝稀饭、啃馒头。有时连稀饭也不喝了，拿两个馒头，背上书包就往外面跑。
爸爸妈妈劝她不用慌，嘱咐她走慢一点儿。
“锁长”同学正色回应道：“同学们都等着我开门呢！我去晚了，他们进不了教室怎么办？”
上学是这么匆忙，放学回家也晚了。因为她必须等别人扫完地，锁好教室门才能离开。
秋去冬来。北风一吹，气温骤然下降。遇到雨雪纷飞的日子，王欣上学就成了一个大难题。首先是不知道穿什么鞋子。穿棉鞋吧，路上满是泥泞和污水，会把鞋子打湿了。穿雨靴吧，她坐在教室里上课，脚肯定会冻坏。这样的日子，王加根方红梅就得接送她。出门时，给她穿上雨靴，棉鞋由大人拎着。到了邹肖小学，再让她把雨靴脱掉，换上棉鞋。雨靴由大人带回家。离开时还要嘱咐她，上厕所注意不能把棉鞋打湿了。快到放学的时候，大人再带着雨靴去接她。有时遇到路上特别不好走，大人就必须把她背回家。
“你在孝天城里站稳脚跟后，就赶紧去为欣欣联系读书的学校，把欣欣带到城里去读书。”方红梅这样对丈夫讲。
王加根欣然同意，还说城里上学方便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教学质量比农村好。
等待调令的日子是难捱的，也是非常痛苦的。好在正值“接春客”的日子，教师们轮流作东，几乎每天都有酒喝。
今天这个同事家，明天那个同事家，每天下午放学后，大家骑着自行车就走。做东的教师早已筹备好了酒菜，客人们一到就可以吃喝起来。酒足饭饱，就开始打麻将、抹“扯胡”，一直闹到深更半夜，甚至通宵达旦不睡觉。
酒喝多了，王加根就管不住自己。
平时不打牌，此时却争着上场。抹牌的手艺又臭，每次都把身上带的钱输个精光，有时还欠有外债。话也特别多，而且口无遮拦。平时不准备讲的话，这个时候都会说出来。心里所有的秘密，都会毫无保留地告诉别人。甚至说大话，吹牛皮，表现得特别张狂。他调孝天市政法委的进展情况，几天之后就搞得牌坊中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男人怎么都是这个德性？喝了酒就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自己不认得自己。做完客回到家里，王加根挨骂是铁定的。被方红梅骂过之后，他又开始反省，觉得自己的确太不象话了。他告诫自己，要谦逊。
“你并没有什么不了起，更没有什么值得炫耀和骄傲的。为什么总是在言谈中显示自己的优越感？言多必失，沉默是金。口出狂言，只会让别人看不起你。你王加根怎么变得这般没有涵养？”
这种癫狂的日子一直延续到清明节，王加根的调令仍然没有来。
又过了一个星期，是王欣五岁生日。
方敬文和李华带着他们胖乎乎的儿子亮亮来到了牌坊中学。敬文说，为打听姐夫调动的事情，他去过一趟孝天市政法委，见到了楚科长。楚科长说，市里马上要开党代会，市委各部门的人事调动暂时冻结，要等党代会结束之后才开始办理。
“楚科长还说，曹书记有可能要调走”敬文最后补充道。
“曹云安要调走？”王加根心里一沉，不祥之感油然而生，“他要是调走了，我调政法委的事情会不会泡汤？”
那天晚上，王加根梦见自己抓了好多鱼，觉得这不是什么好征兆。
从报上看到孝天市党代会胜利闭幕后，王加根就心急火燎地赶到孝天城。
来到孝天市政法委，他首先碰到的是几个副书记。大家似乎都不认识他了，冷若冰霜地问他“找哪个”“有什么事”“干什么”，完全没有了第一次见面时的热情。
见此情景，王加根预感就不怎么好。他来到市政法委办公室，见到了正在忙碌的楚科长。
楚科长与他打招呼时依然满面笑容，但说话的语气明显与上次不同。
“曹书记调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担任常务副院长了。”她有点儿惋惜地说，“你调动的事情可能有点儿麻烦。因为新来的书记对你不了解，明确表示政法委暂时不进人。”
听到这儿，王加根心里就凉了。
“你也不用太难过。市政法委不要你，我准备把你推荐给市委其他部门，市委宣传部和市纪委都需要会写东西的人，只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多余的编制。”楚科长说这些话，显然是为了安慰他。
王加根心里很清楚，曹云安没有办成的事情，凭楚科长的能力，不可能把他调进市委大院。他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就苦笑着离开了。
回家之后，王加根俨然大病了一场。
这次调动，本应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而且成功的希望又是那么大，结果还是成了黄粱美梦一场。失去的不仅仅是改行和进城，而是他后半生事业发展的机会。
“我怎么总是这么倒霉呢？总是差那么一口气儿，在最后时刻功败垂成！命运为什么总是要这么捉弄我？”
冷静地分析一下，他觉得这次调动失败完全是自己造成的。如果不写那篇倒霉的通讯报道，也许早就到孝天市政法委上班了。由于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耽误了好几个月时间，才碰上召开市党代会，接着又是市政法委领导调整……不过，退一万步讲，就算他没写那篇通讯报道，如愿以偿调进了市政法委，曹云安还是会调走。赏识他的领导不在了，新来的书记对他会是什么态度？几个副书记会不会同样扮演变色龙？他在那样的环境里当差，又有多大的前途呢？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也许，他命中注定不能进党政机关，只能在牌坊中学这样的农村学校当个教师。那就认命吧！不要去做无谓的抗争。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王加根一直萎靡不振，情绪颓废。
每天早晨起床后，他就如行尸走肉一般，在家里、在后院子里、在校园里、在校园外面的田埂子上到处游荡。什么事也不想干，什么事也干不成。懊恼，痛苦，郁闷。有时，他真担心自己会患上抑郁症。他经常告诫自己，一定要开朗起来，高兴起来，安贫乐道，知足常乐。可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
怎么才能使自己平静、安静和冷静下来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睡觉，昏睡不醒。只要没有教学任务，只要家里没人吵，他就蒙头大睡。有时太阳还没有下山，他就上床了，直睡到次日太阳升起的时候。
夏天雨水明显增多，连续十几天阴雨绵绵。
这天，方红梅上完课回到家里，见王加根还躺在床上。
“你没去接欣欣？”方红梅吃惊地问。
王加根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抽了自己一耳光，马上穿衣穿鞋，拿起雨伞往外面冲。当他顶着密集的雨点，跑过牌坊中学的围墙，看到雨雾茫茫的田野里，似乎有个小孩儿站在稻田里，弯着腰抱着东西，还可以隐隐约约地听见哭喊声。
待他跑近一看，那个小孩儿正是他们的女儿欣欣。
邹肖小学放学后，王欣左等右等不见爸爸妈妈来接她，就自己打着伞，顶风冒雨地一个人往家里走。她穿着红色深筒胶鞋，一哧一滑地走在满是泥泞的乡间小路上。
进入田野，风越刮越猛，雨越下越大。她撑着的雨伞被风吹翻了面儿，带着她一起落到了水田里。雨伞打了几个滚儿，停在一片绿油油的禾苗上。
王欣站在水田里，漂亮的红胶鞋完全被泥巴所掩埋，浑浊的泥水灌进鞋里面。双脚怎么也拔不出来。她艰难地站起身，环视四周，一个人影儿也没有。她担心课本被淋湿，努力地把书包从肩膀上取下来，抱在怀里，弯腰抵挡着风雨……
欣欣的这个动作，一直深深地印在王加根的脑海里。
他满眼是泪地跑过去，一边安慰着号啕大哭女儿，一边小心翼翼地把她从水田里“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