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加根没办法回答这些问题。
搬家那段日子，眼见别人家门庭若市，他们家门可罗雀，王加根心里也产生过不平衡。不过，方红梅的酸葡萄理论，还是大大地伤了他的自尊心。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人向加根献殷情。
搬家之后，余丰新就来找过他。见他家里窗帘没有装，就提出帮他装好。并且说，支行营业办公楼正准备装窗帘，费用可以在里面冲销，由支行统一结算。
王加根觉得这样不太好，当面予以拒绝，搞得他的副手非常尴尬。
事后，方红梅骂他装清高、假正经。
余丰新提出单位出钱给他们装窗帘，肯定是想借机把他自己家里的窗帘也一起装了。你拒绝了他，他就没有机会搭这趟顺风车，搞得大家心里都不痛快。
当然，这种灰暗的情绪很快就过去了。家里全部安顿好之后，一些亲戚朋友也来他们家里参观。从这些客人的眼睛里，他们看到的是羡慕和嫉妒，听到的是惊叹和恭维。
牌坊中学的老同事、孝北县一中的教师和家属、曾经的孝天县师范学校同学、王李村和方湾镇的老乡，以及加根他妈白素珍、马颖、白大货，红梅她爸妈、腊梅、敬文和敬武及他们的家人，陆陆续续来孝北县城看了他们的新房子。这些人来的来，去的去，走马灯一般。有的恭贺之后马上就走了，有的还在他们家住上几天，着实让他们兴奋和忙碌过一阵子。虽然累，也很吵，但他们心里特别高兴。
山潮水潮不如人潮。
在他们羡慕邻居的同时，竟然也有那么多人在羡慕着他们。这让王加根和方红梅感慨万千。
夜深人静的时候，夫妻俩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与交流，并达成了共识。其实，物质生活条件好坏并没有绝对的标准，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是永无止境的。因此，没有必要老是与别人攀比，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也不能老是眼睛向上，只关注那些比自己混得强的，还要看那些比自己过得差的。要纵向与过去相比，正视自己的进步，欣赏自己取得的成绩。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公正，才能体会到成功带来的快乐，保持积极向上的心境，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除了客来客往，王加根还收到了一封久违的邮件。
当身怀六甲的肖丽娟把一个硕大的牛皮信封递交给他时，他以为是编辑部退稿或者样刊，但同时心里又比较疑惑。
信封上赫然印着“《青年世界》杂志编辑部”几个字。这杂志他并不熟悉，似乎也没有给他们投过稿。未必是其他杂志更了名？
他拿剪刀把信封剪开。里面共有四本《青年世界》杂志，而且是近期发行的四期。如果有文章被杂志社采用，杂志社通常会给作者邮寄两本相同的杂志作为样刊。怎么可能邮寄各不相同的四期杂志呢？而且每期只有一本。显然，这些杂志并不是王加根期待的样刊。不过，他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把四本杂志的目录从头到尾翻看了一遍。
的确没有他的文章，也没有看到他的名字。
什么意思？正纳闷时，他发现其中的一本杂志里面夹有一封信。
摊开一看，信的落款为“梁雯”。
他的脑海里迅速出现了那个熟悉而又模糊的身影。
王加根已经五年没有与梁雯联系了。既没有收到她的来信，也没有接过她的电话，更没有与她见面——没有她的任何消息。
时光流逝，沧海桑田。这些年他实在是太忙了。遭受了那么多的磨难，应对过那么多繁杂的事务，以至于把五年前那段情感经历完全淡忘了，对梁雯这个女孩儿的记忆也越来越模糊。
梁雯的来信很简单。
她告诉王加根，自己眼下在《青年世界》杂志编辑部工作。不过，并非记者，也不是编辑，只是一个跑腿打杂的编务人员。她的主要任务是收发信件、给作者邮寄样刊和稿酬、参与编辑部的一些内外联系和接待工作。
“我知道您已经离开牌坊中学了，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工作，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但无论条件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希望您不要放弃文学创作。说实话，我喜欢您写的东西。《青年世界》是一本以青年读者为主的综合性月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欢迎您赐稿。如果有机会来武汉，也欢迎您到编辑部作客。”梁雯在信中这样写道。
这家伙读的不是孝天师专么？毕业后怎么没有当教师？还跑到武汉去了？一连串的疑问，让王加根再次对这个女孩子刮目相看。
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不准备把梁雯来信的事情告诉方红梅，也不打算给梁雯回信。不过，投稿的事情他倒蛮有兴趣。
因为他常年累月都在向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投稿，做梦都盼着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为了多一些机会和可能，他甚至经常到图书馆和邮局报刊零售部摘抄编辑部地址。现在，有编辑部主动要求他赐稿，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他把四本《青年世界》杂志简单地浏览了一遍，根据杂志的风格和栏目，在自己现有的习作中，挑了一篇励志方面的文章，邮寄给了梁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