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成分不同,政治倾向各异,但赵无恤手下属吏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晋人和鲁人两类,虽然还没到泾渭分明的程度,但两边人抱团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了。
无恤则继续保持着不偏不倚的态度,毕竟他们各有所长,成乡老人们忠心耿耿,受赵无恤思想渗透较深,他们的影响却主要集中的军中。而鲁人以十余孔门弟子和阚止为,有的人极具才干,有的就是西鲁本地人,熟识乡党,这对从事基层工作天生有利。
所以赵无恤将两边的人择才而用之,还有意促进他们良性竞争,但若展成党同伐异,影响了施政,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施展铁腕!
这也是赵鞅为政的风格和做派。所以赵氏的臣下再有才,也得唯主上意愿是从。当赵鞅表现出极为明显的以无恤为世子的倾向时,家臣们几乎是一致附从的。
计侨心机不强,没注意到这种情况。他继续汇报道:“从成乡来的几名桑氏力田用了去岁一整年的时间,证明代田法在西鲁是可以适用的,所以今年,大多数地方便可以开始一粟一麦的种植了。去岁曾坚壁清野,又有大军长驻。所以粮食消耗殆尽,但因为司寇以瓷器、纸从陶丘换取粮食的缘故,所以种子还够,只是……”
无恤道:“计先生有难处尽管说。”
计侨抱怨道:“只是牛的数量和农具可能会不够,去岁鏖战半年,牛马死亡数百,府库里所藏的铜锡也统统铸箭矢和戈矛了,总不能让民众举着木石耒耜来代田吧!”
战争,不仅是战略战术的对比,也是财力和资源的较量。正所谓
“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一旦超过了一般的作战期限三个月,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
作为战胜的一方,赵无恤都面临着国用不足的情况。那带着两万大军暴师于外三四个月,还丢了四个邑的卫国。以及丧师于雪原,疫病肆虐于内的齐国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虽然和约尚未签订,在孟春来临时,各方却不约而同地休战了。毕竟在传统的观念里。在这个月里不可以举兵,举兵必定遭到天灾,所以要“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
因为春秋列国的社会体制和国家机器无法承担起数年久战,必须像季节替换一样进行间歇性征伐。只有在内完成了家主专制和经济改革的新兴卿族,方能一试!
赵无恤的势力虽然进行了许多改进。但距离这一点还远着呢!
他思索了一会便有了主意:“牛马可以由各地邑寺租借一批,不够的只能以耦耕替代,并且要通报西鲁各邑严令,从本司寇始,大夫无故不得杀牛祭祀!”
此言一出,倒是让主持籍田的公西赤,还有周围众人一惊。
鲁国的农业展层次不齐,一些地方已经有较先进的农耕了,可部分偏僻的野泽、丘陵处却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各地还有旧时代遗留的习俗,那就是每逢节庆祭祀必杀牛。
在牛耕尚未出现的殷周,牛纯粹是养了来拉车,或者宰杀后食用、祭祀的。所以牛才会位列三牲之,在重大的祭祀仪式上一般都要选用牛,三牲皆备称之为“太牢”,这样才显得庄重肃穆。
正所谓”凡祭,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牺牛”是指色纯的全牛,“肥牛”即指长得肥壮的牛,“索牛”意思是经过简单挑选过的牛。祭祀所用的牛,在颜色、体态方面都有严格规定,不是随便拉来一头牛就可以作献祭用的。
本来为了体现等级的不同,只有大夫才能够宰牛祭祀,可春秋礼乐崩坏之下,商贾、士人、富庶的国人杀牛食肉祭祀者也不在少数,尤其城郭之民因为不事农稼,更是无所谓。就赵无恤所见,每年因此而死的牛,不比一场大战下来死掉的少。
现在和殷周之世可不同了,牛耕之法正在中原传播开来,所以无恤才说宰牛是旧时代的遗留习惯,牛死牛活,不再是天神和馋嘴能不能飨之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一家,乃至于一里一邑今年是饥是饱的存亡!
现在牛耕方兴未艾,所以还未引起重视,可等到它传遍大江南北后的魏晋隋唐,由国家出面的禁令就开始出现了。
若是能掐断损耗,再由邑寺出面管理,每年就能多出不少耕牛了,后世的宋朝虽然马政烂到家,可禁止杀耕牛这条严格的律令倒是做得不错。
所以无恤也在琢磨:“有些事情你越是禁止,就越有人想去尝尝禁果,别说无毒的牛肉,有毒的鸦片也趋之若鹜。啧,要不要让子豹造个谣言,说吃牛肉容易得温病致死,或者我编个故事,就说非诸侯卿士,用牛来祭祀会惹怒伯益和后稷?”
至于农具……(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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