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听明白了这是这位先生在说如济安先生这样人乃是一心只讲心性之说，将天下的穷苦放到了一边只说危微精之一说，这样一味的谈圣人学说只会和圣人越来越远，这也恰好对应了杨学之中的知行合一。
若是不去践行只知道空谈仁义其道，这就是知而不行这并不是真正的仁。
这传统儒学与杨学的争论绝对不止他们二人今日这场辩论，自杨学出现之时到如今就从未止歇过，比起当初的边缘学说，如今随着不断有经学大家的加入变得愈发完善，已经有许多大儒为其背书，所以也逐渐走上了正轨。
面对这样的争执掌柜的非但没有嫌弃麻烦，而是吩咐伙计备上茶具，自己要亲自为其点茶，并且今日将不再对外迎客。
这样的学说争辩可是十分引流的机会，且双方都是饱读诗书的读书人，有陈学道这样的名士而且谈论的还是传统儒学与当下最为热门的杨学，今日无论是谁胜了那么玉壶轩也就在这茶汤巷留下了名气。
这比起任何大儒名士留下的字画都要珍贵，岂不闻当初的半遮面便是因为杨文瑜讲学而一举成名，那是玉壶轩的掌柜可是艳羡了许久，如今好不容易寻到了这样的机会若是不去把握岂不是将美玉视如敝履？
陈学道可不是那种有名无实之辈，徒有名气却没有真正才华的人，若是论对杨学的研究大多数人都会逊色于他，他并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有意要在别人的学说之中挑刺。
而是真正的了解后方才深恶痛绝，加之如今传播愈广唯恐如今的杨秉会如前唐时期的董仲舒那般将儒学偏离大道的轨迹。
所以他对于学问是一个极为纯粹的人，所以对于包拯的话他并不觉得恼怒也没有选择面对曹俏那样直接不予以理睬。
两人并不是单纯的前辈与后辈的关系，若是此刻直接不予理睬或痛斥都是一件十分失礼的行为，礼尚晚来，往而不来非礼也！
面对包拯的作揖他也予以回还，他乃是用自己的一生在恪守所追求的孔孟圣贤之道。
不得不说在这玉壶轩这种雅致的地方又能够见到名士论道是一件十分难得的事情，这不同于那少年郎发生的争论觉得吵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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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壶轩可谓是将宋人的文雅发挥得淋漓尽致:“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
而茶肆的掌柜亲自点茶也是别样的景致，若是在以往定然能够引得这里的文人墨客围观，可是如今却不是今日的主角。
茶沫乳白如瑞雪，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这样的技艺无异于十分高明，伙计将茶盏送往了包拯和陈学道的面前。
两人早已经不是站在了那里，这论经和学说论辩，自然不可能与乡野村夫一样站在田埂上就开骂，而是十分讲究礼仪的。
两人在一处长桌前相对而坐，他们并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选择了跪坐，这种席地而坐也就是士大夫所说的正坐，乃是十分合乎礼仪的。
刚刚落座，陈学道就面色肃然向杨氏学说中最为核心的观点心即是理的论点进行了抨击：““杨文瑜提出的“心即理”之说，心只是具众理，但从内心所悟却不一定是天理。其原因就在于人还存在“气质之性”，人有气禀之差别，唯有圣人才气禀极清而内心澄明，普通人气禀驳杂，此时做判断的心带有“气质之心”，因而也驳杂。”
“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干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如此。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为学只是理会此。”
对于陈学道率先提出的发问，包拯没有任何多做迟疑就立刻进行了回答，若是说对于杨氏学说精研至深的，他包拯绝对算是其中一个。
而陈学道却是以传统儒学去看待的，所站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同样不一样，这也是为何杨氏学说当初会生出如此之多的分歧缘故。
因为他们的感悟不同，都认为自己所理解的才是正途。
而陈学道所认为的心即是理中的“心”乃是普遍性和恒常性的，比起来这种概念乃是更为宏观的。
一旁的曹俏也是一幅有所悟：“心，生而有者也！”
他也在心底记下了这个回京述职的官员包拯，不耻下问并不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情，承认别人的学问胜过自己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
比起包拯如此之快的的应答，倒是陈学道却是捻着胡须陷入了沉思，倒不是他不如包拯才思敏捷，倒不是说是他不如包拯对于这门学说了解的通透明白。
比起旁人只是通过书本了解或者他人之口讲解，他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与杨秉身边待过，言传身教让他了解的也更加深切。
原来这并不是自己所看到的，所想到的这般一无是处这个时候的陈学道竟然在这一点开始认同起曾经被自己推翻的观点了。
所以反倒是微微颌首，他不会刻意的强辩对方的错误，虽然他乃是一个穷极义理之人，可也不能将他与名家之人相提并论，说不出白马非马的这般言论来，而是去思索对方所说的何处不对。
而包拯为了左证他所说的，脑海之中想起了当初杨秉于他说的一番话：“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
用孔孟儒家中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等来落实了心乃是个体而不是陈学道说的与天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