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萍扭头照隔子门“呸”地吐一口唾沫，忍不住还是把吴胖子偷偷捏她大腿的事说出来，然后理直气壮地反问曼芸：“你说，是他吃错了药，还是我吃错了药？”
曼芸问：“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出声呢？”
玉萍说：“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呗！”说罢，她被自己的话逗乐了，忍俊不禁地笑起来。
黄彩芬从另一张桌子上递过一句话来：“呃，你吃喝人家时嘴短，吃喝完了就翻脸，像话吗？”
玉萍想回敬一句，想到今天是自己的生日，看了黄彩芬一眼，把回敬的话忍住了。
回家的路上，姐妹们仍说个没完没了。有人埋怨商场给的工资太低；有人批评国家不应该有“农户”和“市户”之分；有人说阎卓如当初招她们进华夏商场，就是看准她们要价低、肯出死力干活，还说她们被阎卓如骗了。
一向嘴很少、轻易不说话的郑艳云此时冷不丁地说了一句玩笑话。她说：“假如咱们明天都不去上班，要求增加工资，你们说阎经理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郑艳云这句偶然说出的玩笑话，使众姐妹动了心，她们开始考虑跟阎经理开一次玩笑，用以满足她们脆弱得可怜的虚荣心。
一种气候对人们形成一种思想，有着不可低估的催化作用。商城里掀起的租赁店铺热，像细菌一样感染着华厦商场的十九名来自农村的姑娘。她们密切注视着商场里每天发生的变化。看着关闭了一个月多的商店，一家又一家相继贴出了红对联，在一阵鞭炮声中挂出一块又一块顶端扎了红绸子的牌子，招来成群结队的顾客，心里像有一只手在抓挠，屁股下像烧着一把火。新开张的公司、商店，几乎每家都在门上贴一张招工启事，工资最低一个月六七十元，有的高达八十元。这些招工启事对她们所产生的诱惑，像一块肥肉对一群饿猫所产生的诱惑一样，真要垂涎三尺了。他们私下里议论着，商量着，终于决定用集体辞职的 办法，要挟商场给她们增加工资，否则就到个体户那里应聘。
小姐妹们的猜想一点也不错，阎卓如三年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通层层关节，由市长亲自批准从农村招收二十名临时合同工，其用心确实是想用一批廉价的、能吃苦、好管理的劳力，为华夏商场创造巨大财富的。
二十名营业员，是她亲自从报名的五百多姑娘中精选出来的。她曾为自己想出了这么高明的主意，挑选了这么好的一批营业员自豪过。这二十名营业员每月的工资总额才六百元，可依靠她们创造的价值是几十万元。三年来，她桅帆高挂，一路顺风，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她的这一张“王牌”。她得心应手地打着这张“王牌”，把二十名山姑娘指挥的团团转。这些喝着山泉水、吃着窝窝头、在土圪垃里滚爬长大的山姑娘们，对她感激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偷懒耍滑呢！她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着，有一百分力就不使九十九分。
凭藉阎卓如的经验和聪明，在翠花悄然离开华夏商场后，就应该意识到，她的这些山姑娘们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生活在因改革开放而躁动不安的社会里；她们不是机器人，而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富于幻想，容易激动，对新生事物比她还敏感的活生生的人。要使她们能安心在华夏商场工作，得想办法把她们的心拴住。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她没有去注意这个红色信号，把应该想到的事情忽略了。正因如此，当十九个姑娘一起涌入她的办公室，提出不给她们增加工资就要辞职时，她难怪感到突然、不可理喻。
阎卓如以为这些山姑娘们一定是被什么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她想把情况问清楚，把阴谋揭穿，让这十九个单纯可爱的山姑娘恢复理智，继续为她好好工作。她知道，曼芸是她的表妹周倩的亲戚，她喜欢她，欣赏她的才干，一直另眼看待她，她无论从私人关系和工作关系，都应该跟她讲真话的。
阎卓如把曼芸叫到她的眼前，用长辈对晚辈的口气问：“小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老实告诉表姨。” ——从一开始曼芸就叫阎卓如“表姨”。
要说这件事有人挑动的话，那么这个挑动者便是曼芸了。曼芸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应该理直气壮地跟阎卓如把道理讲清。可是讲什么呢？在她理解，阎卓如是她接触过的女人中最有头脑的一个，她要讲的那些道理，阎卓如应该清楚，讲不讲都是一样的。因此，她淡淡说：“没什么，大家就是想多挣点工资。表姨，一个月给我们三十块钱太少了！”
“三十块钱还少？”阎卓如有点吃惊地反问一句。
阎卓如认为，一个无牵无挂的女孩子，每月有三十块钱收入应该知足了。她想到她刚参加工作，每月才挣十八块，也没有感到缺钱花。当然，她作为一个商界的领导干部，对物价上涨是了解的，对人们消费标准的提高也是了解的，只是她没有从这些方面想，而是从她们来自农村，原来生活水平很低去想的。
阎卓如像一位母亲一样抬起头面对所有的姑娘们问：“难道你们现在的生活不如在农村吗？”
误解最容易刺痛对方。曼芸为阎卓如把她们从农村来到城市工作的全部目的理解为仅仅是使自己的生活比农村好一些而感到气愤。她觉得阎卓如这么认识她们的人生价值，是对她们的贬低和亵渎。她忍不住问阎卓如：“表姨，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