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鲍律师再问，职员回话了，说主任开会研究了，说这个投诉没有证据，照片只能算线索，证明不了什么。既然没有证据，也不好处理人。惩戒委员会也没有必要去远在千里之外的成都进行调查，浪费人力财力。
鲍律师一听就急了，说这事是大事，涉嫌伪证罪了。惩戒委员会如果不愿意出费用，那么我自费去成都，惩戒委员会开介绍信就行。
主任那边回话，再研究。
消息传到余以为那里，余以为心里的石头落地了：这个鲍律师，触到了律协的逆鳞。
律协惩戒的惯例，小问题，不涉及违法犯罪的，律协自己就处理了，显得门规森严；大问题，涉及到违法犯罪了，等到司法局处理后律协再跟进处理，不能抢了司法局的戏，毕竟司法局是主管机关，先行政处罚，再纪律处分，这是规矩。
而鲍律师情急之下说出的话，显然会让律协领导不爽。第一，你说自费去调查，律协差你这点差旅费吗，你寒碜谁呢？第二，鲍律师说余以为涉嫌犯罪，这事就大了。律协毕竟是律师的娘家，给律师处分就相当于家长管教孩子，关起门来咋打咋骂都行，那都是家务事。可要是涉及犯罪，律协没有侦查权，只能向侦查机关移交案件线索，这叫什么？这就相当于当父母的亲手把孩子绑了送到公安局，大义灭亲。你叫其他孩子怎么想？还敢不敢和父母亲近了？
这样一来，律协领导根本不可能同意鲍律师去成都调查了。但是余以为知道，这只能延缓工作进程，不销案，这事就不算完。
于是，余以为进行第二步。
鲍律师代理过一个行政诉讼案件的原告。经过两审都败诉了。这本来也在意料之中。原告也没有申诉，这事就了了。可没想到，这几天原告忽然开窍了，到司法局投诉鲍律师。原来，鲍律师代理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被告行政机关参与集体讨论的人员中仅有一名副局长，其他的都是中层干部。而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换句话说，参与集体讨论的人员是有资格要求的，应当是“行政机关负责人”，也就是俗称的领导班子成员。这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是法定条件。其他人员是没有资格参与集体讨论的。副局长算行政机关负责人，中层干部不算，但只有一名副局长显然不能称为“集体”。
鲍律师常年代理民事诉讼，对行政诉讼并不熟悉，因此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是足以撤销行政处罚决定的。等于说，原告胜诉。但鲍律师偏偏没提。结果原告败诉。而现在，已经过了申诉期限，原告无法再通过诉讼途径翻案。所以，原告就向司法局投诉，要求给鲍律师处分，并且赔偿损失。
司法局拿到投诉信，看写的头头是道，就问投诉人是不是律师代笔的。投诉人说不是，就是闲聊时提起这件事，一个热心人帮忙写的。话虽这样说，司法局心里明镜似的。没向律协投诉直接向司法局投诉，只有律师做的出来，也只有够狠的律师才做的出来。这事背后肯定有律师参与，只是不知道是谁。鲍律师得罪的人太多了乃有此祸，看来以后还是要广结善缘。
既然有投诉，司法局就要调查。鲍律师成了被调查人。鲍律师正在经办的律协投诉案件也顺理成章地交到别人手里，也顺理成章地以证据不足为由销案。
前后不到一个星期。
此时，余以为还在昆明。长期以来，他一直跟进研究鲍律师代理的每一个案件。现在法院裁判文书都上网公开的，很容易搜到。
如果不出意外，鲍律师的处理结果会是停止执业几个月，外加赔偿投诉人损失。惩戒委员这个职务，大概也会撂了。
这样的结果，余以为却高兴不起来。说实话，鲍律师的存在对净化律师队伍是有积极作用的。他的问题在于把手段当成目的，无情打击，忘了初衷。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希望经此一事之后鲍律师会有积极的改变吧。
【作者题外话】：本章余以为有黑化的倾向，也许本来他就是这个样子，现在只是暴露出来而已。本书主旨是自我救赎，希望他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