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嘴不断撇着,气不断喘着,又问了句:“没事吧?”眼眶红着。
“真的没事?”嘴巴不断撇着,像是抑制不住情绪的小孩。
我在旁,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房子建了将近半年,落成的时候,我都上大学了。那房子最终的造价还是超标了,我只听母亲说找三姨和二伯借了钱,然而借了多少她一句话都不说。我还知道,连做大门的钱也都是向木匠师傅欠着的。每周她清点完加油站的生意,抽出赚来的钱,就一户户一点点地还。
然而,母亲还是决定在搬新家的时候,按照老家习俗宴请亲戚。这又折腾了一万多。
那一晚她笑得很开心,等宾客散去,她让我和姐姐帮忙整理那些可以回锅的东西——我知道将近一周,这个家庭的全部食物就是这些了。
抱怨从姐姐那开始的,“为什么要乱花钱?”
母亲不说话,一直埋头收拾,我也忍不住了:“明年大学的学费还不知道在哪呢?”
“你怎么这么爱面子,考虑过父亲的病,考虑过弟弟的学费吗?”姐姐着急得哭了。
母亲沉默了很久,姐姐还在哭,她转过身来,声音突然大了:“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这口气比什么都值得。”这是母亲在父亲中风后,第一次对我们俩火。
平时在报社兼职,寒暑假还接补习班老师的工作,这老家的新房子对我来说,就是偶尔居住的旅社。
一开始父亲对这房子很满意。偏瘫的他,每天拄着拐杖坐到门口,对过往的认识不认识的人说,我们家黄脸婆很厉害。
然而不知道听了谁的话,不到一周,父亲开始说:“就是我家黄脸婆不给我钱医病,爱慕虚荣给儿子建房子,才让我到现在还是走不动。”
母亲每次进进出出,听到父亲那恶毒的指责,一直当作没听见。但小镇上,各种传言因为一个残疾人的控诉而更加激烈。
一个晚上,三姨叫我赶紧从大学回老家——母亲突然在下午打电话给她,交代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你交代黑狗达,现在欠人的钱,基本还清了,就木匠蔡那还有三千,无论生什么事情怎么样都一定要还,人家是帮助我们。他父亲每天七点一定要吃帮助心脏搏动的药,记得家里每次都要多准备至少一个月的量,每天无论生什么事情,一定要盯着他吃;他姐姐的嫁妆其实我存了一些金子,还有我的饰,剩下的希望她自己努力了。”
我赶到家,看到她面前摆了一碗瘦肉人参汤——这是她最喜欢吃的汤。每次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她就清炖这么一个汤,出于心理或者实际的药理,第二天就又全恢复了。
知道我进门,她也不问。
“你在干吗?”先开口的是我。
她说:“我在准备喝汤。”
我看那汤,浓稠得和以前很不一样,猜出了大概。走上前把汤端走。
我和她都心照不宣。
我正把汤倒进下水道里,她突然号啕大哭:“我还是不甘心,好不容易都到这一步了,就这么放弃,这么放弃太丢人了,我不甘心。”
那一晚,深藏于母亲和我心里的共同秘密被揭开了——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想一死了之的念头一直像幽灵般缠绕着我们,但我们彼此都没说出过那个字。
我们都怕彼此脆弱。
但那一天,这幽灵现身了。
母亲带我默默上了二楼,进了他们的房间。吃饱饭的父亲已经睡着了,还出那孩子一般的打呼声。母亲打开抽屉,掏出一个盒子,盒子打开,是用丝巾包着的一个纸包。
那是老鼠药。
在父亲的打呼声中,她平静地和我说:“你爸生病之后我就买了,好几次我觉得熬不过去,掏出来,想往菜汤里加,几次不甘愿,我又放回去了。”
“我还是不甘心,我还是不服气,我不相信咱们就不能好起来。”
那晚,我要母亲同意,既然我是一家之主,即使是自杀这样的事情也要我同意。她答应了,这才像个孩子一样,坐在旁边哭起来。
我拿着那包药,我觉得,我是真正的一家之主了。
当然,我显然是个稚嫩的一家之主。那包药,第二周在父亲乱脾气的时候就暴露了。我掏出来,大喊要不全家一起死了算了。全家人都愣住了。母亲抢过去,生气地瞪了我一下,又收进自己的兜里。
接下来的日子,这个暴露的秘密反而成了一个很好的防线。每次家里生些相互埋怨的事情,母亲会一声不吭地往楼上自己的房间走去,大家就都安静了。我知道,那刻,大家脑海里本来占满的怒气慢慢消退,是否真的要一起死,以及为彼此考虑的各种想法开始浮现。怒气也就这么消停了。
这药反而医治了这个因残疾因贫穷而充满怒气和怨气的家庭。
大三暑假的一个晚上,母亲又把我叫进房间,抽出一卷钱。
我们再建两层好不好?
我又想气又想笑。这三年好不容易还清了欠款,扛过几次差点交不出学费的窘境,母亲又来了。
母亲很紧张地用力地捏着那卷钱,脸上憋成了红色,像是战场上在做最后攻坚宣言的将军。“这附近没有人建到四楼,我们建到了,就真的站起来了。”
我才知道,母亲比我想象的还要倔强,还要傲气。
我知道我不能说不。
果然,房子建到第四层后,小镇一片哗然。建成的第一天,落成的鞭炮一放,母亲特意扶着父亲到市场里去走一圈。
边走边和周围的人炫耀:“你们等着,再过几年,我和我儿子会把前面的也拆了,围成小庭院,外装修全部弄好,到时候邀请你们来看看。”一旁的父亲也用偏瘫的舌头帮腔:“到时候来看看啊。”
然后第二年,父亲突然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