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盛夏来临时江城供电局的办公大楼终于落成了，我们设计室从原来的旧行政楼五楼东边的大间搬进了新大楼的五楼。整个五楼除了西边三间给了农电科做办公室外其他所有用房都给了我们设计室。
这一年里由于供电局领导的高度重视以及电力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设计室成了独立核算的法人单位并取得了江苏省建委颁发的丙级设计资质证书。
局财务科主持工作的副科长徐光彩兼任设计室财务总账。徐科长去年刚从苏州调回来，身高一米八零，长得一表人才，而她的老婆却是一位既没文化又极其难看的乡下老女人，在局食堂负责洗碗洗菜。毫无疑问徐广彩是为了照顾这个丑老婆才从苏州调回了江城。沈海儿兼任设计室现金会计受徐光彩领导。有了独立的财务后设计室成了局里最富有的单位，室里的设计收入不断提高，我们个人的收入也水涨船高不断攀升。除了国家法定的工资奖金外还专门设立了设计生产奖，奖金的分配系数为：主任2.0、副主任1.8、组长1.6、一般技术人员1.2、工人辅助人员0.8。按此规定就是官越大奖金系数越高，奖金越多。我只是一名技术人员全年以1．2的比例系数计算奖金可以拿到四千多元。陈大主任在会上再三强调要求我们不能对外公开。我想我能保证对外不说，但室里有几名同志其家属也是局里的人，他们能不说吗？当然这不是我所关心的事，我关心的是我的奖金，因为我需要钱，我的口号是“一分二分，省来结婚”。
说来也巧，办公室刚搬完不久总务科就通知我搬宿舍，我和沈海儿、毛华平都要从“小二楼”搬到局大院外西马路对面的“工农楼”203室里。
“工农楼”原是供电局的职工宿舍楼，盖于哪年哪月我无法考证，不不过破旧的样子比小时候我们生产队的猪舍好不了多少，红砖外墙芦席红瓦屋面，风吹雨打、年久失修看上去已是摇摇欲坠的样子了，我们心里很不情愿，可那位许科长板着脸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训斥道：
“这是局办公会的决定你们必须服从！”
“他妈的b什么科长？简直是土匪！自己整天喝得满脸通红的，还对我们凶，这样的人迟早会中风的。”
我们不敢高声骂他，只敢在心里暗暗地骂道。
不是说胳膊扭不过大腿吗？我们都是无根无绊的乡下人，谁会替我们说句话呢？还是趁早搬了吧!
于是我们在“小二楼”住了整整一年的三个人，很不情愿地搬离了“小二楼”，离开的时候我们心里像灌满了醋酸酸的，这里有我们的欢乐，有我们的友谊。在“小二楼”里我还认识了不少的小车驾驶员朋友。
同乡的殷树平、李建军还有开“雪铁龙”的陈亚南。
我打小的时候就喜欢汽车自然就对驾驶员怀有好感。我经常给他们点烟，陪他们喝酒。我是一个热情又义气的人，自然会受到他们的喜欢。
我搬进“工农楼”后的第五天，设计室就派我去苏州学习“建筑画法技巧”。我不得不依依不舍地告别小赵顶着盛夏的酷热乘上了去苏州的长途汽车，在苏州城建环保学院旁边的一家旅馆里住下了。
这为期十五天学费3000元的进修班实际上是环保学院的一位年轻老师为创收而自办的。他给我们上课教我们用水彩通过透视法作出建筑物的立体效果图。这个班共有37位学员都来自省内小型设计单位的大家的水平参差不齐，我虽然没有绘画的基础，但我对立体和透视原理理解得较好，学起来并不困难。难受的是无法抗拒对小赵的思念，我已经给她写过了二封信，她的回信我还没有收到，她不是对我不好，而是她不善于表达，无论是用文字还是语言，表达是她的短板，这一点我非常清楚和了解她，所以我能原谅她和宽容她。
我已有好长时间没和父母联系了，老祖父和祖父近来身体都不好只是农村人没有那么娇贵有病总是熬着。我在旅馆附近的邮局挂长途电话给大妹。
大妹已经在双甸纺织厂劳资科上班了，她办公室里有电话。大妹高中毕业后补习了二年，但终究没有考取大学，适逢双甸纺织厂招工，妹妹其他条件都符合，就是集资款3500元钱是家里最大的困难。我鼎力相助向朋友、同学甚至向同学的父亲借，最后总算揍齐了这笔集资款。
妹妹还是很有才的字写得好、文章也写得不错，最后进了厂劳资科，不用当纺织工人在车间里围绕地球转了，这是我为家里做的第一件实事。
长途电话接通之后大妹哭着对我说：
“哥哥：爷爷病得很厉害咳嗽不止不能睡觉，老祖父身体也不如从前妈妈既操心又忙碌。”
我人在外地一时无计可施，只好安慰妹妹几句，放下电话心里立刻沉重起来。
一个人在外乡家中发生了这些事谁还能放心得下呢？在学习的十五天里我共往家里打了四次长途电话花费了45.6元钱。
我同去的学员中有一位海门设计院的袁工他没事就到大街上捡公共汽车票说是回去好报销，我没有捡车票我只想单位能把我的长话费给报销掉。
学习结束后回到单位我把结业证书给主任看了，我填好了差旅费报销单把45.6元钱的电话费也贴上去了，大陈主任大笔一挥签了字，我满心欢喜，沈海儿把现金如数的给了我。
我感谢主任他做了件好事，我家中除了有两位生病的老人，还有两个上学的弟妹，我困难，我需要钱。但我不能像袁工那样捡公交车票回单位报销，那完全是欺骗领导损公肥私啊！我只想报销真实发生的电话费。
没过多久这张报销单到了徐光彩手上，他审核后认为沈中明和我是同乡又是同学，是他违反原则包庇我给我报销了。徐光彩在大陈主任面前把我和沈海儿给告了。接着大陈主任立即把我叫到办公室里狠狠地批评了一通，主任要我把多报的45.6元钱退出来，同时还要在党小组会上做深刻的检讨。
我感到很委屈，单子是我贴的，可是你大陈主任不是签字批准了才报销的啊！我有什么责任？可是没人跟我讲这些道理，我是一颗尘埃，我是一根小草，我必须独自承担这件事，千万不能让沈海儿再为我受委屈了。
后来沈中明告诉我这个学习班是徐科长的亲戚办的，为了招收学员，苏州人打电话给徐光彩，徐找到设计室大陈主任，大陈主任拎得清就派我去当了回冤大头。
弄到最后我只是一个倒霉的牺牲品。
倒霉的事还没有完，我回家后带爷爷去乡卫生院小叔叔那儿看病，小叔叔替我爷爷做完胸透后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对我说：
“我看老人家的胸片怀疑是肺癌。”
我相信叔叔的诊断但还是问道：
“要不要去江城看看？”
叔叔说：
“确诊一下也好。”
第二天清晨我们搭上老乡殷树平回局的汽车。
殷师傅是我的同乡在东北当过铁道兵在我之后的半年转业进局，现在基建科开一辆沈阳牌面包车，昨天刚好回家和老婆团聚，清晨要赶到局里上班，所以从家里出发时天才麻麻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