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这条长椅终于阴冷起来,连同小径吹过的风也是寒的。我的第一个哆嗦像是揭开了不得了的封印,接下来便止不住地发抖。多半也是因为到了饭点肚子还空着。回公寓是可以窝在暖炉前,热上一盒速食意大利肉酱面,可偏偏今天没骑车,托着有些发疼的胃着实寸步难行。我无奈着踉跄进北食堂,挑了菜单上看起来最热乎的“当日特色”——一碗学校官方的越南米粉。蜷在大堂里侧,我也顾不上什么文雅体面,一个人将粉条吸溜地作响,吃到半饱的当儿才想起抬起头环视一圈,确认没有熟人,终于身心俱疲地靠坐在椅背上。
这时兜里手机震了一下。我盘算着该是Ava了,却一个劲儿提醒自己有米粉没吃完,拖着不掏出来。我不确定是在和什么东西较劲,或许只是在和自己那无聊的傲气。将一扫而空的餐盘还到回收处,我重新坐下,这才翻起手机通知。令人大失所望的是,只有一封邮件。地址是学校内部的,标题写了“Re”如何如何,后面一串字符。点进去发现是报告体的“TimesNewRoman”字样、半页长,口气却亲切地以“晚上好,Dan”开头。我意识到是Kabir教授,正了正身子坐直。
“晚上好,Dan:希望我回复的不算太晚。案件我有关注。”
我将屏幕背过去,犹豫着这会儿应不应该往下读。教授日常待我是温和的,但我知道他本质上是个直脾气,尤其当涉及学术问题时。学生总能从一天天的相处中判断出来:戴着“学者”头冠的讲师们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是尊重自己学科、尊重数据和事实的。Kabir教授无一例外,总也在最严谨的一端。他对于社会问题的答复,恐怕顾不上问题人的心情。除夕夜与否,看到的东西到底是看到了。我接一杯橙汁,顺着读下去:
“
关于你的问题,我希望你能仔细考虑理由、安全性,和价值。理由是首位的,你得想清楚为什么自己在某一时刻、希望通过某一渠道说点什么。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有时候就跟垃圾桶没什么两样,有些家伙不理解发生了什么就急着站出来说话,但事实上,很多人比我奶奶都愚昧。在垃圾桶一样的地方,人是挖不出金子的。你能做的就是绕开。
如果真的希望参与讨论,那么就去能为他人提供价值的地方做:社会期刊、评论文;你猜怎么着,甚至用不着那么深奥,校报也不赖。总而言之,你得确保这平台能供人们坐下来真正地阅读和分析。观众和内容同样重要。
你实在想去发声,我不是非得拦着你(当然我也不建议,人生该有各自的阶段)。但考虑清楚何时、何地、对谁,保护好自己。
祝好,
Kabir教授
”
我将手机扣在桌上。“垃圾桶”的比拟是意料之外,惊讶之余,未尝不觉得贴切。这是Kabir教授作为写作者的习惯。每当留经济分析的作业,他总在评分标准上用粗体打一行字:“简明是关键。别犹犹豫豫的,别用大长词,说话要清楚、精确,读者看不懂就没有任何意义:逻辑、内容;足够了,收笔。”文风是反映在方方面面的。Kabir虽然因年头尚浅,屈尊于助理教授的职位,却因为简明的文字和办事风格,成为了经济系相当有话语权的骨干。他既然这样评价,我便愿意这样想:有些人就是愚昧的;众人皆醉我独醒,既张扬又自负,现在还被盖了免罪章。思考,但无为,这大概是教授所指明的轻松路。
沉重的是后半部分,是他不推荐的事情,关于去提供价值。这不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在真正严肃的场合下说些什么。我一介学生,能说些什么呢?我说我愤怒,因为同胞失去了性命;我去对着键盘敲字,质问不相识的陌生人:“你怎么这么冷漠,睁大眼睛好好瞧瞧。”提供价值......可我是如此的低俗:想吼出来的、能吼出来的仅仅是这般最直白的情绪;我又是如此懦弱,害怕自己的吼声被远为凶猛而无情的谩骂所淹没。甚至没有谩骂,没有任何声音,只有我自己的声音,在空荡的密闭空间中久久地回荡——洁白刺眼的大理石方盒。我曾经发自内心的相信:人们会站在同一间方盒里为了关乎个人命运的事情争个你死我活,后来我知道了未必要关乎个人命运,再后来:啊,原来人们不站在同一间盒子里;你对我说一个“不”字,我转身就迈出去,留下你一个人。一个人不具有任何意义,一个人无法为人们的社会讨论做出任何贡献。可是说到底,没有人逼我去做出贡献。没有人逼我去做出贡献。
说白了,从最初我就没有像Dennis一般满腔热血,也不像Steve四处奔波,我的情绪甚至是经营出来的,靠他人传导的。它还能算是我的吗?它在归属于我时究竟保留下多少原本的真实?我恰好累了,不愿去想,恐怕也想不明白。仅过去几天,校园已然将不知名华裔女性的结末忘却了,竟比媒体翻页得更快。或许这才是正常的,我是说,校园里清一色可全是世界各国的高知年轻人,钻研着关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怎么可能有错的余地呢?矛盾的是,黑人维权的口号牌一年到头地挂在非裔美国人的文化楼门前,怎么不见有人忘却?正相反,人家成员们时不时就从楼里搬个小桌子出来,黑白夹杂着搞些宣讲。我确实瞧见他们,是因为那文化楼与红砖房并列在一条路上,左右另也有服务拉美裔与***的各一栋,唯独没腾出哪怕一层给华人做做什么文化活动。想必是建到我们中国人这里,校方突然想起来要一视同仁,怎么能搞特殊对待呢,于是草草收工,把原本中国楼的地界改成了自行车停车场。
我出了食堂,特意沿着校北侧的远路溜达。冬天的缘故,天已经黑下来,每隔几米,绿化树树冠的黑影就在寒风中幻变,生出印象派的油画质感。红砖房关着门。我想起周三是没活动的,接着想起Ava在这里盘弄手机的神情,想起她尚未响应的约定。两侧步行道不见其他行人往来,想是聚进了各自的独栋。他们的谈笑声隔了玻璃听得清晰,语义却同外墙面挂的那些国旗一样令人不甚明了。明了的是光,由客厅的简易吊灯拼凑出来,斜切着撒在步行道上,爬下橙色路牙后,勉强往柏油路面顺了一截。我走到近前时,身上的衣服给映得忽明忽暗,惹得了窗边看客的好奇;她们放低手头的饮料杯,不约而同地朝我微笑致意,待侧身过去后,透过下一栋楼的玻璃反射,我瞧见她们又分外神秘地交头接耳起来。
我穿过油彩的黝黑冬夜回到房间时,绵软的倦意堆积上身。关了灯躺进被子里,双手交叠在胸口,只听得暖炉的低鸣在房间里回荡。我试图想些温暖的事情,于是回忆起过去的秋天与秋天的人们、接着是他们所存在的景色:正午阳光下的斑驳红砖、吱呀作响的校舍走廊、石台壁炉和玻璃瓶罐。我想起那条的坡道,坡道上有杆橙色的凸面镜;我记得应该切实地登上了上去,也亲眼见着了镜子另一侧那明晃晃的城市沙盒,可这会儿我愣是看不见了,就仿佛那沥青路从未真实存在过。缥缈的现实镜像中,那条坡道笔直地延伸向湛蓝,总也不叫人爬到尽头,我想以那橙镜作路标,转头才发觉:连那镜子都凭空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