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张卓阳、周彤这些人，就是拥抱变化的人，就是那种，想跳出世俗藩篱的人。
很多人，其实不理解这种人，在他们的认知里，并没有对生命意义探索追求的动力。
这个周六，大家一整天，都在嘉娜和家明家里。
午饭后，张卓阳也安排好，出行的所有事情了，一群人继续，去后面花园的茶室喝茶。
主要是想等自在师父回来。
机会难得，想向自在师父请教一些问题。
这群人，都是有分辨能力的人，他们当然知道，要抓住缘分，向智者请教。
在等待中，大家开始谈话自由发挥。
凌聪问张卓阳：为什么古代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老百姓，都那么害怕科技？面对新事物，无论是器物还是思想、现象还是发明，古代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抵触？
张卓阳：他们害怕的不是技术，而是变化。
他们知道，技术可以带来财富，但是财富，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何况在古代，技术也不是，决定财富的第一因素。
说到底，统治者他们的核心诉求，是稳定而非效率。
如果技术带来的，只是生产力提升，那么任何有脑子的统治者，都会张开双臂迎接它。
问题在于，技术必然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影响分配，影响生产关系，影响阶层力量对比。
而且怎么影响，是难以预测的，这才是真正关键的事情。
技术意味着变化，而变化意味着风险。
太多例子了，罗马教廷在15世纪文艺复兴时，印刷机的新技术，得到了教会的支持，教会对传播，有着近乎本能的需求，这是教会愿意采用印刷机的原因。
拉丁文圣经、传单等印刷多少都不嫌多，除了这些，当时还有一种时髦的印刷品，为了给西斯廷礼拜堂，筹集建筑经费，天主教会大举兜售赎罪券，赎罪券卖的太多了，但还想卖的更多，于是赎罪券也加入了印刷清单。
然而，短短几年之后，事态已经不受控制了。因为印刷机里翻滚而出的，可不只有赎罪券，还有政治传单，所以这时候，教会才发现，自己被技术坑到了。
技术对所有人都有利，但是如果既得利益者的收获，比不上对手，那么对他们来说，技术就是有害的。亡羊补牢的教会，创造了一项新发明---出版审查，历史证明，它的生命力，将比印刷机更加顽强，但是，印刷机带来的后果，已经不可挽回了。
幸运的奥斯曼帝国，得以见证这件事的全过程，并且成功把火苗闷死在萌芽里。1492年，当流亡的犹太人，把印刷机带到土耳其时，***教士阶层，及时发布了禁令，在之后的200多年当中，整个帝国，都没有一本用阿拉伯文、波斯文、或者土耳其文印刷的书。
土耳其的统治者愚蠢吗？并非如此，他们反而是太聪明了，他们维护了***教派的统一，笑看基督教的分裂。
18世纪之后，效率在这个世界上，竟然变得比稳定还重要，效率大于稳定，这种事情谁能预料到？
经济史学家，把古代世界叫做马尔萨斯事件，又称传统工资决定模型，指的是在人口原理，和贸易条件制约下，工人工资必然趋向生产工资，这个世界最大的特征，就是不存在任何可持续的指数增长，到处都是，残酷的存量竞争，与灵活博弈。
在古代世界，零星的技术创新，时有发生，但是任何增量，都会迅速被人口增长平移，结果就是，任何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都在温饱线上互动，所有国家的财富，都等于温饱线，等于人口数。
古代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是18世纪末的荷兰共和国，它的国民收入，也就等于温饱线的3.5倍。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体，如果想要超越荷兰，只要拥有它的四倍人口即可，完全不用想着提高人均。
而现代社会的人均收入，可以达到温饱线的几十乃至几百倍，这就是根本差别。
因此，对于古代国家来说，持久稳定，比技术创新靠谱太多了，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基本面貌，从来没有变过。拉美西斯二世和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在巴勒斯坦的行进速度是差不多的。
拉美西斯约公元前1300年，穆罕默德约公元1800年，没怎么改变。
汉武帝和华盛顿，所统治国家的城镇化率，也是差不多的。
拉希德时代和路易十四时代的农民生活水平是差不多的，用的也都是旱厕。
查士丁尼一世和苏莱曼一世，统治下的地中海地区，人口是差不多的，所有人平均寿命都是35岁。
所以，如果有个唐朝人，穿越到了明朝，请大家不必为他担心，因为他很快能适应新生活。
古代人是真的不明白，技术有什么要紧的，古代社会的生活水平，不变是绝对的，变化是相对的，人口是主角，技术连台都上不了。
现代社会的生活水平，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技术是主角，人口是配角。
几乎所有古代人文明，都认为这个世界，处于某种停滞或循环当中，直到末日。
中国人看到王朝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