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凛一直没有问过周琬盈,那天拍戏究竟发生了什么。
因为他不用问也知道，校园霸凌、职场霸凌这种事一直都有，在哪里都有。
而周琬盈的性子格外柔弱,不会哭不会闹不会反抗,导演不喊咔,就一直拍,她自己也不会喊停。
从横店回来以后，周琬盈就常做噩梦，谢凛常常看她睡觉，觉得她像一只小小的，遍体鳞伤的小兔子，已经失去了反抗的能力，永远只会自己躲起来舔伤口。
她平日里又极为安静,不像其他小姑娘喜欢出去玩，她更喜欢躲在他的书房里,看一整天书,写一整天字。
那天,谢凛在公司处理公事,杨安走进来，和他说“谢总，找到一位周小姐小学时候的老师,人就在北城,您要不要先见见”
谢凛合上文件,说“见。我亲自去。”
谢凛并不是故意调查周琬盈,是因为前几天周琬盈做噩梦，梦里一直哭着喊疼。
他问过医生，怀疑周琬盈有童年阴影。
他旁敲侧击地问过周琬盈,但周琬盈什么也不肯告诉他。他这才做主让杨安去查。
和周琬盈老师的见面，约在追凤楼。
那是一位年约六十的女教师，头发已经有些银丝，人看上去很慈祥。
杨安联系到她的时候，问她年轻时是否在洛云村支教过，是否还记得一个叫周琬盈的学生。
陈惠云怎么会不记得。
她四十余年的执教生涯中，周琬盈是她印象最深的学生。
谢凛走进包厢的时候，陈惠云也刚到，服务生正在给她上茶。
她看到谢凛走进来，有些意外，也有些惊喜，询问道“你是琬盈的男朋友”
谢凛点下头，在陈惠云对面的椅子上落座，说“是的。今天约您出来，也主要是想问一些关于琬盈小时候的事。”
他亲自给陈惠云倒茶，询问道“您还记得琬盈吗”
“当然记得。”
陈惠云仿佛也陷入了回忆中，她缓缓道“我怎么会不记得琬盈呢，琬盈的名字还是我给她取的。”
谢凛给陈惠云斟满茶，放下茶壶，看向对方，静静聆听。
陈惠云讲起十几年前的往事，回忆道“琬盈原本不叫琬盈。我是十四年前到洛云村支教的。”
“洛云村地处偏僻，在西南地区一座偏远大山里，教育也十分落后。那个时候县里抓义务教育，洛云村师资力量薄弱，我主动到村里支教。”
“第一次见到琬盈的时候，是在课堂上。小姑娘瘦瘦的，小小的，坐在角落里，穿着一件宽大的很不合身的衣服。”
“七八岁的小孩子，最是活泼的年纪，班里其他的同学都很开朗，只有琬盈，她自己坐在角落里，拿着半截铅笔安安静静地写字。”
“因为是我上的第一堂课，我让班里的同学做自我介绍，轮到琬盈的时候，她站起来，却一直涨红着脸不肯出声。”
“旁边的男生哄笑起来，说，老师，她叫贱丫头。”
“我原本以为是同学之间开玩笑，还训斥了他们。可后来看到琬盈交上来的作业，名字那一栏，真的写着贱丫。”
“我询问校长，校长说，小姑娘前几年连名字也没有，她父亲嫌弃是个女孩儿，连名字也懒得取。后来登记户口，就随手取了个贱丫。”
“学校里的同学嘲笑她，男同学欺负她，朝她扔石头，把她的桌子搬到垃圾堆旁边，在她的衣服背面写贱丫头。”
“小姑娘不会哭，也不会告状，永远都低着头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
“有一回，放学的时候，她被几个男生从台阶上推下去。那是夏天，小姑娘手肘和膝盖都摔破了，她自己爬起来，没有喊疼，也没有吭声，蹲在地上捡自己的书包和铅笔盒。”
“我跑过去，把那几个男生训斥了一顿，让他们叫家长。那些男生根本不怕老师，做了几个鬼脸就跑了。”
“我蹲下去帮琬盈捡铅笔，发现她的铅笔都是一小节一小节的，像是捡别人用过的。”
“她的膝盖一直在流血，我把她带到办公室帮她擦药，问她同学们欺负她多久了。她说不记得了。”
“我问她为什么不告诉老师。她说他们警告她，如果敢告诉老师，就把她推到河里淹死。”
“我真是心疼，又问她为什么不告诉家里人。她轻轻地说，爸爸不管我。”
“我问她，那妈妈呢她说，妈妈也不管。”
“那是我第一天去琬盈的家里，本来是想着找她的父母谈谈。可到了那个家里，我才发现，琬盈的日子比我想象中更苦。”
“她在那个家里就像个小奴婢，回到家，她放下书包就去厨房做饭，做完饭又去门口洗衣裳，全家人的衣服垒得高高的，就等着她放学回来洗。”
“她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叫周礼，一个叫周仪，她爸没什么文化，这俩名字特意花钱请别人取的。”
“我当时看着小姑娘在厨房忙进忙出，只觉得心酸，跟她爸爸说，想帮她改个名字。女孩子叫那样一个名字，实在很可怜。”
“她爸根本不管琬盈，就说随便。于是我特意跟学校请了个假，抽了个周一带着琬盈去了趟镇上的派出所。”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琬盈笑，小姑娘连笑都是那样腼腆害羞，但我看得出来，她很喜欢自己的新名字。她后来给我写了一封信，下课的时候悄悄地塞给我。她在信上写，陈老师，你像我的妈妈一样，我很喜欢你，希望你永远健康平安。”
那是周琬盈第一次写她的新名字，她在信纸的落款一笔一划地写下琬盈。
在名字后面画了一张小小的笑脸。
陈惠云说到这里，忽然流下了眼泪，说“可我能为琬盈做的实在太少，我能为她改一个名字，却不能改变她的命运。”
“她在家里常常挨打，饭做得不好吃要挨打，衣服洗得不干净也要挨打，她爸在外面务工，回家心情不好也要踹她两脚。”
“冬天的时候还看不出来，到了夏天穿短袖短裤的时候，就能看到她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常年没个好的时候。”
“问她疼不疼，也摇头说不疼。”
“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她到学校来上课，上着上着耳朵忽然流血。我当时吓坏了，赶紧带她到县城的医院去检查，检查结果出来，才发现她有轻微的脑震荡。”
“后来回到学校，我问一个跟她做邻居的同学，我才知道，她在家里扫地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她爸爸一瓶要送给别人的酒。她爸爸一巴掌扇在她的脑袋上，把她扇晕过去。当时要不是邻居拦着，她爸几乎要把她打死。”
“到了三年级下，她妈妈又生了一个男孩。家里缺人干活，她奶奶和她爸就不准她再上学了。”
“原本她也是没有机会上学的，那时候村里普及义务教育，琬盈才得到机会去学校。她妈妈生下弟弟，她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又被剥夺了。她爸和她奶奶要她在家里带弟弟，她那个时候九岁多，不到十岁，自己还是个小孩子，背上就背着个小男孩。”
“我和校长到她家里，想给她父母做工作。她妈妈那时候又怀孕了，嫌我们碍事儿，骂我们多管闲事儿。她爸是个混子，我们多去了两次，后来再去，她爸就拿棍子打我们。”
“琬盈刚开始还悄悄跟我说，想回学校上学。后来我被她爸推到地上，手臂骨折了，在医院住了几天。后来，我再上门，她就悄悄跟我说，陈老师，你以后别来了，我不想上学了。”
“她悄悄塞给我一颗糖果，那糖果不知藏了多久，被她捂得热热的，塞到我手心里，已经化软了。”
“她朝我笑，说，陈老师，我会永远记得你。”
陈惠云一边回忆一边抹泪，“在那种地方，学校能给到的帮助其实很有限。后来我常去看琬盈，给她带一些书本，勉励她即使不去学校也要尽量地学习。每次去看她，她都背着小弟弟。见到我的时候，她总会笑，温温柔柔的，跟我说她最近又学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