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嘉守这小半辈子，估计很少跟公立医院打交道，要怎么办入院手续也是一头雾水。幸好我坚持要一起跟来，不然他一个人，要多跑许多冤枉路。
我先去找了急诊的接诊医生，他告诉我已经给老杨挂上了降颅压的吊针，理想的话今天晚上就能醒转过来；还跟我说赶紧先去住院中心登记排号，最近神内科病房紧张，等有人出院腾出床位，我们才能从急救中心转去住院部。
我请社工暂时先在急诊室里照看一下老杨，并问他有没有给老杨带上身份证。
“有。”社工从放在老杨脚后的包里掏出一个蓝色的拉链帆布袋，递给我说，“身份证、社保卡、病历本，都在里面了。”
这是一个老年人中最常见的就诊包，尽管社保卡和病历都电子化了，他们还是相信实体卡片、实体病历本带给他们的安全感。
我打开确认了一下，在病历本的扉页夹层里找到了身份证和社保卡。袋子里还有些零散的检查单、发药单，以及一支老旧的钢笔。
我看见那支笔的第一眼，就有一种熟悉的感觉，貌似跟我百宝箱中的那支钢笔很像？
为了看得清楚一点，我把这支笔从袋子底下拿了出来，用手指捏着，在亮处仔细观察。
秦嘉守凑过来问：“怎么了，你在看什么？”
我把钢笔摊在手掌上，示意给他看：“给你看个几十年前的爆款。我家里也有这样的一支钢笔，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我的那支是暗红色的笔身，这支是黑色的。”
他很纳闷地看着这款外观平平无奇的笔：“这支笔哪里特别在哪？”
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款钢笔确实毫不出彩，甚至可以说是简陋。笔杆是轻飘飘的塑料，笔帽是电镀的金属银色，放在小学周边的文具店里，定价高于5块就没人会买的那种廉价钢笔。
但是在以前物资匮乏的年代，能有一支别在胸前的钢笔是一件多神气的事啊。
我把老杨的钢笔放回他的帆布袋里，说：“这你就不懂了吧，特别就特别在，它是一支钢笔。”
秦嘉守拉长了声音说：“哦——”
语气满是不以为然，那意思大概是：我确实不懂，就算你说的对好了。
我也不恼，收好老杨的证件，拉着秦嘉守去住院中心。
人都说三年一代沟，我要是跟他差了两三个代沟，可能还会烦恼一下，忧愁一下，但实际上我们之间可能隔着成千上百个代沟。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这种程度的认知差异烦到头秃也是没办法弥补的，不如干脆躺平接受现实。
我们在住院中心登记了老杨的信息，缴了住院的押金。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下午神内科病房有一个病人要出院，大约3点钟左右，到时候那边办完出院、做完病床的消杀，就会通知我们把老杨转去住院部，让我们先回去急诊室等消息。
到了中午，社工就走了，剩下我跟秦嘉守两个人。我们轮流出去随便对付了一下午饭，回来仍旧看护着老杨。
老杨仍然神志不清，偶尔呓语，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好不容易捱到了下午三点钟，却没有等来住院中心的通知。我跑了两趟去问，都告诉我再等等，再等等，病床还在做消杀。
四点钟的时候，我第三趟跑去问，住院中心却说：“病房满了，要不你们在急诊室再等一晚？明天上午还有人要出院。”
我霎时明白这是被人插队了，怒从内心头起，质问道：“我们规规矩矩地等了四五个钟头，却告诉我们病房满了？没有这样的道理。”
工作人员说：“你冲我发火有什么用，又不是我插队的，满了就是满了。”
我逼问：“你告诉我，插队的是哪个医生、哪位领导的亲朋好友？我今天非得投诉他不可。”
她白了我一眼，说：“你想想清楚，你家病人还要不要在这个医院看？想清楚了你再去投诉。”
我顿时哑火了。
我脾气上来了可以不管不顾地大闹一场，但是老杨还要在这里治病。他现在这样的情况，也不可能折腾着转院。
而急诊室的大病房有二十几张床，来来去去的人很多，实在不适合静养。
回去跟秦嘉守一说，他倒是波澜不惊。医院里的门道他不清楚，但是对这种利用职权行便利的现象，他大概见得多了，思索了一会儿便说：“你给我妈打个电话，什么也别提，就说我今天晚上回不去了，要在这排队等床位。”
原来这波是用魔法打败魔法。
我于是出去给李韵打电话汇报“盯梢”工作，说医院病床紧张，小少爷坚持要给朋友安排好住院才回家。
李韵问：“什么样的朋友？”
我说：“一个住养老院的老爷子，快80了，家里人都联系不上，挺可怜的。”
李韵抱怨说：“他怎么净结识些孤寡老人、失学儿童，跟这些人来往对他能有什么好处？”
“小少爷心地善良，看不得人受苦吧。看到他的这位朋友昏迷不醒，还排不上床位，急得午饭也没好好吃，水也没喝上几口。”我添油加醋了一番。
李韵说：“怎么不早说，多大点事。他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杨建华，木易杨，建设中华的建华。”我仔仔细细地回答说。
“市二是吧，我待会儿给他们院长去个电话。”李韵随口就解决了老杨目前的困难，普通人性命交关的大问题，在她那里也只不过一通电话就能搞定的事。
她更关心自己家的孩子，叮嘱我说：“你让小少爷好好吃饭，别饿坏了胃，他那身子骨再怎么强壮，也经不起他这么糟蹋的。晚上押着他早点回来，别熬夜，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