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在这时，普朗克不知何时从讲台上下来，不仅没坐回第一排，还径直走到了程诺这里。
看到程诺后，主动伸出手：“你就是程诺教授吧？很高兴见到你。”
程诺有些惊讶，没想到对方直接认出了自己，要知道自己之前可从来没有来过欧洲，这里的人怎么会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呢，实在是让人费解。
不过普朗克接下来的话，打消了程诺的疑虑：“我在报纸上见过你，你发表论文的那一段时间，你和你的学术成绩一起登上了我们科学院的院刊上，没想到见到真人后，居然比照片更显年轻。”
程诺赶紧上前握手：“哪里哪里，当初只是做出了一些简单的成绩，没想到居然能让教授您留下了这么一段深刻的印象，想来有些惭愧。”
另一旁的爱因斯坦咳嗽了一声，主动将两人分开，和普朗克来了一个深情而有力的拥抱。
一切都没说，一切又好像都说了。
许久之后，爱因斯坦突然挣脱开来，将胸前的白玫瑰取下，主动递给普朗克。
“这花，居然是爱因斯坦送给普朗克的？！”
不过仔细想想两人的关系，程诺在惊呼之余，又觉得合情合理。
从1912年，普朗克是普鲁士科学院数学物理分部的两位常务秘书之一，这是德国科学界最有影响力的职位，后来继任柏林大学校长一职。
鉴于爱因斯坦的巨大影响，当时的普鲁士科学院对他表示了强烈的兴趣。
在普朗克的力争下，成功以21:1投票的巨大优势，成功通过增选爱因斯坦为院士的提议。
普朗克和能斯特立即南下苏黎世竭力劝说爱因斯坦到柏林任职，担任普鲁士科学院院士、柏林大学教授和即将成立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
他们约定第二天中午在火车站见面，如果爱因斯坦同意去柏林，则手持一朵红玫瑰，不同意则手持一朵白玫瑰.第二天，爱因斯坦手持一朵红玫瑰出现了，至此两人成为重要的合作伙伴。
然而现在爱因斯坦重新手持玫瑰，只不过由红转白，让程诺不禁好奇。
旁边的普朗克看到玫瑰时，脸上明显一怔，随即面带苦涩道：“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爱因斯坦有些无奈：“我不想与那些激烈分子一条路走到黑，负隅顽抗并非明智之举，祖国的明天不应该只有你说的那条路可走，无论是对于国民，还是对于我们学者，和平都是最重要的事。”
普朗克还想挣扎一番：“但现在你与国内抗争到底的主流思想相悖，这会对你的名誉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爱因斯坦耸耸肩：“你是知道我的，我不在乎。”
看着手中的白玫瑰，普朗克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可好友他他又劝不动，最后只得摆摆手。
“随你便吧。”
两人虽然暂时僵持住了，但程诺的表现机会却到了，随着几人的交流，彼此之间关系相对熟络之后，程诺主动替普朗克说起话来：
“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必要性之一是保护它仍然拥有的为数不多的伟大资产。而德国科学在其中占据突出的地位。
科学不仅是维持国家教育、技术和工业的最重要的前提，也是国家声誉和世界地位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普朗克点点头，转而好奇道：“所以你是想说什么呢？”
程诺笑道：“我想与普鲁士科学院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视作第一次现代工业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促成了新兴的现代科学的军事化。
科学家们参与战争的动机各种各样，比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或天真的政治目标，比如将个人的才能奉献给祖国的军事事业或利用其逃离前线，比如为了获得额外的研究经费以延续个人或研究所的科研项目和目标等等。
由于军方起初对从事基础研究的这些科学家并不感兴趣，而学会和科学家在各种各样的动机之下，以履行爱国义务的名义采取了一些主动行动，这些行动付诸实践，产生的直接后果所体现的就是由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的转变。
特别是基础研究的新发现不仅应用于战时通讯、武器隔音、弹道、弹药等军事技术，也应用于医疗和工业生产。
是生命的冬天，但又是实用科学的暖春。
不过事物都有两面性，有利自然也有弊。
将民用科学家的知识用于战争，改变了战争的行为，但与此同时延长了战争的时间，使战争变得更加残酷。
就好比加特林机枪的发明者叫做理查·乔登·加特林，作为一名医生，他最初发明这个枪的初衷其实是为了减少伤亡，可没想到因此受伤或死亡的士兵反而更多。
雪上加霜的是，一战前的马克与美元作为维持金本位制的货币，汇率为1美元兑4.2马克。
但在程诺所处的1918年，通货膨胀还算缓慢增长的几年中，汇率下降到1美元兑8.9马克。
换句话说，马克不值钱了，德国的经济即将崩溃。
而战时研究的成果，将很难继续运用到德国战后的经济恢复中去。
程诺想要的，就是用最少的利益，来尽可能的从德国科学界换取更多的利益，帮助国内工业发展。
俗称，趁火打劫！
“这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孵化器，在这个孵化器中，几乎所有的技术、战略和意识形态都在政治行动者的武器库中得到了发展。”
看着两人，程诺缓缓道：“这些东西放在别的地方，同样能体现其价值，也就是，我愿意为大家贡献一些绵薄之力。
红玫瑰，白玫瑰，都是好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