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承恩来到这个时代才知道南宋军队真实的情况，人家不是不能打，而是想不想打。
大宋施行募兵制，募兵的缺点是耗费钱粮太多。
募兵制不像征兵制那样，说征就征，说罢就罢，罢归的老百姓都有田种，他们从战时转为平时非常快。
募兵制征召的兵员大多是失地人员，他们成为职业兵后便以从军为职业，国家绝不会随时罢归，因为要重新培养一支成熟的军队时间太长、成本又高，所以只能持续维持。
职业军人全家都要靠军人的军饷养活，养兵不仅是要养兵，也要养兵背后的一家子，这自然导致军费越来越高。
但人家一旦决定打，只要赏赐到位，军队战力马上雄起打自己没问题。
重文轻武的压制只是一方面的，邢承恩来了才了解到，宋时期对民间武器的政策和后世现代人的理解不一样。
先秦铜兵，是金属兵器的初始阶段，在发展到顶峰后，钢铁兵器开始出现。
经过两汉和南北朝时期的不断展，中国铁兵从冶炼、铸造、锻造及热处理技术，到隋唐时期又达到了顶峰。
而恰恰唐朝兵备又采取的是精兵制度，其政府常备军的人数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少的一朝，而其经济又是中国历史上罕见地强盛，在这种双重基础上，导致隋唐兵器的精良程度和技术，都成了中国历史之最。
从宋朝之后中国打制兵器的能力慢慢开始下行了。
宋自开国起就呈现出一派全面挨打的积弱气象，以至于把两个皇帝搞进了五国城去坐井观天、后宫娘娘们弄进了金人的洗衣局，最后更偏安一隅做了多年儿皇帝。
邢承恩了解后才知道，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赵老大出身行伍，又仗着武力黄袍加身，从主家孩子手里篡夺的天下，其心中对带兵武人和百姓以武犯禁的恐惧心之重，非比一般皇帝。
这一点，只看赵大官人一得天下就即刻上演了一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文，便可窥知一二。
而之后赵宋一力推行重文轻武之观念与制度，又严禁天下百姓拥有私兵，乃至于禁断百姓们的日常生活刀具，则均是此种恐惧的具体表现。
宋代自立国后，就在一直大力奉行防民甚于防川的政策，大张旗鼓地禁民间持有兵器、禁民众私下聚会等等。
不但对民间私蓄兵器者处罚极严，甚至对造刀的工匠也要一并进行处罚，所以铁匠是不敢打造制式武器的。
后世经常在各种影视剧里看见的，那种宋朝书生佩个宝剑到处溜达这场景，在现实版宋朝是绝无可能存在的。
因此宋朝的书生，唯一能做的就是和这位军汉出身的皇帝一样，出门扛条木头棍子防身。
因为只要不是官兵官吏，你拿把西瓜刀出门都要挨抓，别说挂个宝剑满大街招摇了。
宋朝流行的是棍棒，放眼看去满大街都是棍棒，罕见刀剑的。
唯一区别就是，棍子可以起上好听的名字，如此才能稍显不同。
大宋开宝三年（97o），那位杆棒开国皇帝颁布了一条法令，曰京都士人及百姓均不得私蓄兵器。
其后禁令波及全国连绵不绝，粗略简之，再三再四颁布的各种禁私兵法度。
这一系列禁令，涉及面极广，不但禁了上阵用的军用武器，一度连老百姓日常开山种田的工具刀都给禁了。
在《宋会要辑稿·兵》里，有仁宗年间的一份诏书，其曰：“仁宗天圣八年三月诏曰：川陕路不得造着袴刀。
利州路转运使陈贯言：着袴刀，于短枪竿、拄杖头安者谓之拔刀，安短木柄者谓之畲刀，并皆着袴。畲刀是民间日用之器，川陕路险，全用此刀开山种田。
今若一例禁断，有妨农务，兼恐禁止不得，民犯者众，请自令着袴刀为兵器者禁断，为农器者放行。乃可其请。”
这里还好吧，利州路转运使陈贯为老百姓争取到了携带工具刀的权力，在他的建议下，朝廷只禁了长柄的“拔刀”。
但在《宋会要辑稿·刑法》中，又有记载说徽宗宣和七年，朝廷再次下令禁断民间使用及锻造“博刀”等刀具。
这个所谓的“博刀”，其实与朴刀、畲刀、袯刀、刳刀、着袴刀等等乃是同一样东西，是不同地方、不同时间的不同称呼。
而《宋史》卷一百九十七的兵志则道：“景佑二年，罢秦州造输京师弓弩三年。诏：‘广南民家毋得置博刀，犯者并锻人并以私有禁兵律论。’
先是，岭南为盗者多持博刀，杖罪轻，不能禁，转运使以为言，故着是令。”
在这条禁令里尤其值得注意是，官府不但禁了“博刀”这种百姓日常生活用具，甚至连其制造者都要获罪，这对兵器制造技术以及兵器文化的展和传承，无疑是极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