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乃燕人张翼德也！
在两汉魏晋时代，“郡望”与“出仕”密切相关。因为无论是两汉察举制的“乡论”还是魏晋9品制的“簿阀”，都与族望挂钩。
这里需要注意，自黄初元年（220）曹丕推行9品官人法后，察举制度便日趋式微，但它并未被完全废除，而是与9品制并行。当然，彼时占主导地位的是9品官人法。
察举制的选举权，控制在朝廷公卿与地方郡县长官手中，而9品制的选举权，则控制在大中正（也叫州中正）手中。当然，在彼时闭塞的舆论环境下，即使是中央征召，也依然离不开地方推荐。
在此背景下，便形成1个特殊现象：
如果士人因为战乱而迁徙外地，那他们便很难再得到出仕机会。即使通过攀缘权门谋得1官半职，也往往被当地豪族鄙视，甚至不被承认仕宦身份。
典型例证就是曹魏的“丑侯”吴质。
按谥法，怙威4行曰丑，直译就是“狗仗人势”，隐喻吴质在曹丕的宠爱下胡作非为，到处得罪人。
吴质死后，魏朝官员落井下石，给他定了1个恶谥。吴氏后人前后奔走2十余年（230-254），才将“丑侯”改为“威侯”。
（吴）质先以怙威4行，谥曰丑侯。质子（吴）应仍上书论枉，至正元中，乃改谥威侯。--《吴质别传》
吴质不仅是死后遭殃，他在生前也被本籍耆老所鄙视。
吴质出身兖州济阴郡，按记载，吴氏在济阴为“单家”，靠攀缘权门发迹，不与乡里往来。
（吴）始质为单家，少游遨贵戚间，盖不与乡里相沈浮。--《魏略》
所谓“单家”，即没有背景的小门小户，与“强宗”相对。
吴质的发迹，始自其与曹丕等贵戚子弟的交往，但因为他“不与乡里相沉浮”，最终虽然做了大官，在“乡论”中的地位依然极低。
故（吴质）虽已出官，本国（指吴质的本籍）犹不与之士名。--《魏略》
换句话说，官至镇北将军（《晋书》作镇北将军，《魏书》作振威将军）的吴质，在兖州豪门看来，是没有资格得到“士名”的；把持着人才品定权力的耆老勋旧，依然将吴质视作寒门小户儿，不肯为他抬高门第族望。
按曹魏制度，镇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掌握冀州、幽州、并州等地的军事防务，可知吴质已经是炙手可热的方面大员，权倾朝野。
即使如此，他依然“不为乡里所饶”，乃至对司徒董昭叹息，称“我就要被老家的闲言碎语淹没了”。
（吴质）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吴）质自以不为本郡所饶，谓司徒董昭曰：“我欲溺乡里耳。”--《魏略》
吴质是曹丕身边的红人，号称“太子4友”（另外3个是朱铄、陈群、司马懿），尚且被如此对待；至于其他既得不到君主宠爱，又背井离乡的士人，其悲惨处境，也便可想而知。
在此背景下，便形成两个特殊结果。
其1是流寓士人对地方军阀的依附性极强。
其2是流寓士人在外州站稳脚跟之后，往往会改易籍贯，方便日后出仕。
流寓士人对军阀的依附性，在汉末魏晋体现得特别明显。
典型例证就是团结在刘备周围的“元从派”，以及团结在孙权周围的“淮泗集团”。
这批流寓人士，因为离开了旧日籍贯，不可能再通过正常途径出仕，因此只得全身心依附新主子，以求得1官半职。
这便能解释，为何曹操南下（208），扬州士族主降，而淮泗集团（周瑜、鲁肃为代表）主战。
（周）瑜曰：“不然。（曹）操虽讬名汉相，其实汉贼也。瑜请得精兵3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吴书周瑜传》
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何蜀汉政权中，益州士族对刘备父子普遍持抵触态度，与荆楚集团恰恰相反。因为荆楚士人已经离开本籍，他们的荣华富贵全系于刘氏父子；而益州士人依然可以通过“乡举里选”得到出仕机会。
当然，益州士族在刘备与刘禅的打压之下，升任高位者并不太多。但这是统治者的立场问题，与制度无关。
这是察举制与9品制导致的另1个结果，即流寓士人的后代，为了方便出仕，往往会将籍贯改到新的居所。
仅以吴国案例，略作举证。
吴国官员有籍贯改易记载的，有甘宁、薛综、张昭、周访等人。
甘宁是益州巴郡人，薛综是豫州沛国人，张昭是徐州彭城人，周访是豫州汝南人，他们无1例外都是侨寓人士。
注：上述诸人籍贯，周访见《晋书》，其余见《吴书》，文多不载。
需要注意的是，两晋时代，此4人的后裔，却无1例外都“着籍丹阳”，成了扬州人（详见《晋书》）。
按建业县（东晋建康，6朝金陵，今之南京）原是丹阳郡秣陵县，可知这群吴国将相，实际是放弃了旧日郡望，而将籍贯落在江东新巢。
魏晋豪族，从个人特质上看，往往文武兼杂。
两汉出仕，有1条重要标准便是要“经明行修”。
所谓“行修”即具备德行操守。它其实是1个抽象概念，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与品行关系不大，更关乎门第族望。
至于“经明”，即“明经”，指能通晓“古文经学”或“今文经学”。古文重视训诂考释，今文更类似谶纬内学。东汉末期，古文经学主导北方学风，而今文经学在南方盛行。
举例来说，曹操在被罢官之后，便是因为“能明古学”而得到汉廷的重新启用，可见他是通晓古文经学的。
（曹操）从坐免官。后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王沈《魏书》
至于刘备，也曾师从名儒卢植。卢植“古今兼修”，可惜他本人对章句也不求甚解。刘备则更加不学无术，终日斗鸡走狗，没能得到出仕机会。
（卢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后汉书卢植传》
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蜀书先主传》
至于孙坚，则堂而皇之地自诩“无文德”，对自己的文盲身份毫不避讳，反而炫耀“以征伐为功”。彻底放弃学术渠道，转而寻求以军功晋身。
主簿进谏，（孙）坚答曰：“太守（指自己）无文德，以征伐为功。”--《吴录》
魏晋的豪族大姓，不仅是“门阀”，还是“学阀”，他们不仅垄断了生产资料，也垄断了知识技能。甚至很多大姓有传家经学，比如汝南袁氏世传《孟氏易》，会稽虞氏5代传《易》，会稽贺氏世传《礼》。
然而到了汉末丧乱时期，许多大姓首领，不仅具备了学阀特征，还因为坐拥众多宾客，而成为威震1方的豪帅。同时兼备了文、武双重特征。
比如陈留大姓卫兹，聚众5千余人，豪强色彩浓郁。
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众有5千人。--《魏晋世语》
然而卫兹同时又得到名士郭泰的赞赏，跻身名流之列。
郭泰与许邵是彼时北方最有名的清议者（即品评人物的名嘴儿），得其佳评者，便可1朝发迹。
林宗（即郭泰）曰：“子许（即卫兹）少欲，文生多情，此2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后文生以秽货见损，（卫）兹以烈节垂名。--《先贤行状》
再比如泰山豪族鲍信，家族“世以儒雅显”，自己又得到大将军何进的征召，名士无疑。
信父（鲍）丹，官至少府、侍中，世以儒雅显。--王沈《魏书》
然而酸枣会盟时（190），鲍信竟然携带了步兵两万，骑兵7百，辎重3千余乘赴会，气焰熏天。可见他与卫兹1样，也是名士与豪帅身份兼杂。
（鲍信）信乃引军还乡里（兖州泰山），收徒众2万，骑7百，辎重3千余乘。--王沈《魏书》
至于曹操、曹纯、曹洪等人，年轻时亦被朝廷征召，曹操历仕东郡太守、济北国相；曹纯为黄门侍郎；曹洪是蕲春县长，无疑都属于名士之列。
然而诸夏侯曹氏，同时也都是部曲帅，在《典论》中被曹丕称作“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其中曹纯与曹洪，还都是凶悍的斗将，名噪1时。
下面谈1下，冠族、大姓与豪人。
虽然汉末乱世，地方的豪强极多，但并非所有的豪族，都能与士族或世家扯上关系。
比如有1些次等豪族，类似泰山臧霸、谯郡许褚、富春孙坚等人，在乡里或辖区中小有势力，也能“聚众千余家”。
但他们很明显与“士族”毫无干系，反而更类似打家劫舍的强盗。
汉末，（许褚）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魏书许褚传》
（孙）坚为佐军司马，乡里少年随在下邳者皆愿从。坚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许人。--《吴书孙破虏传》
针对这个问题，便有必要澄清“豪族”间的区别。
先来说说冠族。
从记载上看，被冠以“冠族”、“冠盖”等称谓者，基本等同于士族。他们通常兼具奴客部曲与传家经学，属于最1流的高门。
这类人物，见诸记载者有陶丘洪、边让、辛毗、许允、桓范、诸葛诞等人。
当然也有例外。
比如3辅地区的左冯翊，在东汉末期缺少豪门，竞争较少，因此在建安5年，也就是官渡之战时左冯翊被分割为左右两部时，有1些出身单家、政治嗅觉敏锐的投机者，便“着籍东部”，因此发迹，成为当地冠族。
冯翊东县旧无冠族，故2人（严干、李义）并单家……建安初，关中始开。诏分冯翊西数县为左内史郡，治高陵；以东数县为本郡，治临晋。（严、李）遂相附结，皆仕东郡为右职（即高级干部）。--《魏略》
当然，类似上文这种暴发户式的“新兴冠族”，与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3国志》中见诸记载的冠族，基本都是耳熟能详的门阀。
再来谈大姓豪右。
“大姓”、“豪右”则相对泛指，可能指代士族，也可能指代拥兵聚众的豪帅。
从记载上看，大姓与豪右的规模，往往颇为可观，虽然并不1定能够跻身士族之列，但也属于震动州郡的大型地方势力。
这类人物中，有李典、雍闿、曹洪、刘勋等人。
益州大姓雍闿等杀蜀所署太守正昂，与（士）燮相闻，求欲内附。--《吴书步骘传》
（李）典宗族部曲3千余家居乘氏，徙部曲宗族万3千余口居邺。是李姓为乘氏大姓。--卢弼《3国志集解》
按照李贤注解，“大人，谓大家豪右”，便可知道“大姓”与“豪右”其实是相同含义的不同写法。
大人，谓大家豪右。--《9州春秋》引章怀注
最后谈1下豪人。
“豪人”、“豪族”亦为泛指，但似乎更多用于形容“次等豪强”，许多小型军阀，地方宗帅，以及郡县1级的贪官污吏，均为“豪族”出身。
这群人物当中，1流门阀的比例相对较低，更多是横行乡里，欺男霸女的地头蛇。
比如曾任征羌县令的焦矫，退休之后无所事事，竟然靠着侮辱寒门子弟（步骘、卫旌），来给自己寻找优越感，格局小得令人发笑。
会稽焦征羌（即焦矫），郡之豪族，人客放纵。（步）骘与（卫）旌求食其地，惧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献征羌。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盘饭与骘、旌，惟菜茹而已。--《吴书步骘传》
像这类“豪族”，在史籍记载中便不可胜数了，比如祖郎、焦矫、严白虎之辈。相比之前两类人物，这类小豪强便如萤火与皓月争辉，不值1提。
另外要特别澄清1点，在汉末魏晋，尤其是3国时代，“士家”是1个特别具有迷惑色彩的词汇。
“士家”与士族、世家完全无关，而专指“兵家”，即士兵之家。彼时军人属于社会底层，投身行5是受到鄙视的事情。
（张）昭弟子（张）奋，年2十，造作攻城大攻车，为步骘所荐。昭不愿曰：“汝年尚少，何为自委于军旅乎？”--《吴书张昭传》
而兵子、兵家具备浓郁的奴隶色彩，其地位介于奴婢与平民之间，不得出仕，且父子相继。针对魏晋士家的地位问题，唐长孺在《曹魏士家制度》中曾有详细阐述，文多不载。
豪族问题，是1个相当宽泛且驳杂的领域，如果单纯以“地方强宗”为线索，那它无疑贯彻2十5朝，甚至今日犹有豪族。
在魏晋时代的“门阀政治”背景下，它更是繁复多变。如果想完全研究透彻，需要花费极多的时间；但掌握基本脉络，帮助理解史籍，却并不困难，甚至颇有乐趣。
废话连篇，诸位大大若不喜，可略过不看，权当云某吃饱了撑的没事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