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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七章 西北皆震恐,加急造马蹬终(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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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沈《魏书》记载,建安九年(204)曹操攻占邺县之后,便令冀州地方百姓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

可知这种零散的实物赋税,一定源自以家庭为单位的小作坊。

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王沈《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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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民间小作坊之外,也存在官营的大型工场。

比如建安十八年(213)曹**迫汉献帝娶自己三个女儿为贵人,聘礼当中便有“帛、玄纁、绢五万匹”。

行太常大司农安阳亭侯王邑赍璧、帛、玄纁、绢五万匹之邺纳聘。--《献帝起居注》

玄即黑、纁即暗红,玄纁也指代帝王下聘的聘礼。

这种染色织物与一般的素色织品在质量、规格上存在明显区别。五万匹数量巨大,应该不全是源自民间征发。

基本可以确定,此为官营工场的制品。

三国织物以蜀汉为最,其特产“蜀锦”畅销各地。

《太平御览》称“魏市于蜀,吴资西道”,《搜神记》等南朝典籍,亦记载曹操使术士左慈赴成都买蜀锦的故事,该故事又被范晔录入《后汉书》,可见蜀锦无疑是三国时代的硬通货。

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太平御览》引《丹阳记》

(曹)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敕使者,增市二端。”--《后汉书方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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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入成都时(214)曾赐给关羽、张飞、法正、诸葛亮“锦千匹”,这里的“锦”来自刘璋内库,应为蜀锦。

益州既平,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蜀书张飞传》

不过从可见记载看,蜀锦的质量参差不齐,未必有传说般精致。

比如曹丕便认为,流通至洛阳的蜀锦徒具虚名,不比北方自产的织物精美。

邓艾破成都时(263),收缴了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

绢是未染色的织品,而蜀锦竟和绢的数量相等,难免粗制滥造的嫌疑。

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比,适可讶……自吾(指曹丕)所织如意虎头连璧锦,亦有金薄、蜀薄来至洛邑,皆下恶。是为下土之物,皆有虚名。--《太平御览》引《魏文帝诏》

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余物称此。--《蜀记》

吴国无锦,需从蜀汉进口;但吴国有土特产葛布,其中粗布葛衣叫“綌”,细布葛衣称“絺”。

交州军阀士燮曾向孙权进贡,贡礼中“杂香细葛,辄以千数”(见《士燮传》),可为一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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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来看尚方器物。

尚方即制作御用之物的官署,尚方署督造的器物一般是供给帝王享乐所需。

尚方隶属少府(九卿),少府掌管皇帝的私人财物以及支出用度。

九卿的职能非常类似于皇帝的私人管家,少府在这一方面的色彩尤其明显,其下辖的尚方署同理。

曹叡的舍人张茂曾上书劝谏,称“尚方纯作玩弄之物,炫燿后园”,曹髦即位后“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亦可为证。看书喇

(曹叡)奢靡是务,中尚方纯作玩弄之物,炫燿后园。--《魏略》

(曹髦)减乘舆服御、后宫用度,及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魏书高贵乡公纪》

由于尚方这一机构,专门服务于统治阶层的娱乐需要,所造器物精致绮丽,且只在极小范围内流通;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与夏、商、周时期的手工业情况倒是十分类似。

尚方这一机构早在两汉时便已设立,之后职能亦无甚变化,魏、蜀、吴三国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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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鉴于彼时处在大乱之世,尚方署的存在,便更衬托出统治阶层的腐朽败坏。

另外,乱世时僭越逾制的情况,比治世时也要频繁许多。

比如魏明帝时代的宗室曹楷(曹彰之子),便交结内廷,委托尚方署私造御用器物,结果东窗事发,被削夺封地。

《魏氏春秋》称曹楷为明帝养子曹芳之父,曹楷有僭越之胆,或与此有关。

青龙三年,(曹)楷坐私遣官属诣中尚方作禁物,削县二千户。--《魏书任城王传》

(曹芳)或云任城王(曹)楷子。--《魏氏春秋》

再比如齐王时代的权臣曹爽,也时常盗窃内库珍宝以供享乐。

虽然曹爽的许多罪名是司马氏捏造,但从陈寿的赞语看,曹爽“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的罪名并无争议。

(曹爽)承势窃取官物……饮食车服,拟于乘舆(指天子);尚方珍玩,充牣其家。--《魏书曹爽传》

官营手工业的匠人来源比较驳杂,既有奴隶,也有官方蓄养或民间征调的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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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也有囚徒被送入作坊充当苦役。

这种临时性质较强的匠人,一般会从事一些技术门槛较低的重体力劳作。

比如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由于冒犯了曹丕的甄夫人,便被曹操械送尚方署进行改造。

酒酣坐欢,(曹丕)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刘)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典略》

刘桢是文人而非匠人,缺乏必要的手艺,只好从事“磨石”一类的杂役,郁郁不得志。

《太平御览》、《水经注》对此均有记载。

武帝(指曹操)尝辇至尚方观作者,见(刘)桢故环坐正色,磨石不仰。--《太平御览》引《文士传》

东吴的孙皓耽于女色,令尚方署以黄金制造“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

华燧、步摇、假髻均是妇女的头饰。孙皓既然可以制造上千黄金头饰,可知吴宫之中的尚方署规模不小。

(孙皓)昼夜与夫人房宴,不听朝政,使尚方以金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江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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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书滕皇后传》称孙皓“内诸宠姬,佩皇后玺绂者多矣”。

此即隐喻吴宫礼制混乱,许多妃嫔的穿戴、服饰都僭拟中宫(即皇后)。

当然,像这类后宫服侍器物,无疑也来自尚方署。

蜀汉虽然没有尚方的相关记载,不过以刘禅“常欲采择以充后宫”(见《董允传》)的好色性格以及“内供服御,费用张广”(见《谯周传》)的奢靡行径来看,蜀汉宫廷中无疑也存在这一机构。

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农业社会中精细繁复的手工业,可以视作阶级制度的产物。

脱离农业生产的官营匠人,存在的唯一意义便是服务、取悦于当时的统治阶层。

匠人中的粗笨者生产农战之具,精细者则制造尚方器物。至于其命运则十分悲惨,不仅承担沉重的劳作任务,甚至连应得的报偿都难以获得。

按《群书治要》描述,东汉末年,地方奸吏接到上级的手工业任务,便到民间“设计诱之”,工程结束之后,又拒绝支付酬劳,导致“老弱冻饿,痛号道路”。

作使百工及从民市,辄设计,加以诱来之。器成之后,更不与直(指报酬)。老弱冻饿,痛号道路,守阙吿哀,终不见省。--崔寔《政论》

长此以往,东汉奸吏在民间无法再征募到劳动力,又“因乃捕之,劫以威势”,逼迫百姓强制劳动。种种荒诞行径,最终导致东汉朝廷威信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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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豚逃鼠窜,莫肯应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势。--崔寔《政论》

唐长孺在《魏晋时期对工匠的控制与手工业生产的恢复》一文中,亦认为“虽然在较长时间中,官府作场的设置很少变动,但直接劳动者受到的剥削却不能不随着时代而有所差别”。

可悲的是,从史料记载看,即使在汉末三国的乱世背景下,这一现象似乎也并未有所改观。

魏、蜀、吴三国的统治者,或穷兵黩武,或耽于逸乐,海量的兵战之具,穷奢的御用之器便是明证。

此事,足以成为后世之戒。

或许云某看过的三国文只有寥寥近百本之故,故而提到此点的,一篇都欠奉。

无妨,云某会在后文,借赵旻和荀彧之口提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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