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问题来了：如何大批量采集铁矿？
河内郡、河南郡境内铁矿较多，荥阳甚至曾有东汉第一冶铁炉。
当然，如今那冶炉依然屹立，但已达不到每日产一吨生铁的产量。
“元常先生，荥阳冶炉而今可否正常使用？每日产几何？”
【作者题外话】：这一章，咱们聊一聊汉末三国的官营手工业。
《汉书食货志》开篇便谈到“食”与“货”的重要性。
在班固笔下，“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人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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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手工业在古代社会的重要地位。
鉴于《三国志》有纪、传而无表、志，因此想要探究彼时的制度便不得不求诸于两汉史与南朝诸史，然而通过对吉光片羽的辑录分析，依然能够获得许多宝贵线索。
其实关于汉末三国的“官府作坊”问题，唐长孺在《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一文中便曾有过精妙论述，不过唐先生立论于魏晋隋唐间的制度变迁，非止着眼于三国时代。
本章就三国时代的官营手工业问题，分小专题形势展开探讨。
按矿冶、纺织品、尚方器物三部分加以论述。鉴于史料有限，这一问题的分析或许无法尽善尽美。
手工业具备一定的技术门槛，往往是由专门的匠人担任，而官营手工业的主要服务对象便是当时的统治阶层。
事实上在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下，也只有官府才具备充足的能力、动机去组织匠人进行专业生产。
因此官营作坊与手工匠人普遍存在于大都邑中。
随着汉末动乱，人口锐减，大量都邑荒芜废弃。
即使是洛阳、长安这样的百年帝都，也在初平（西历190-193）、兴平（194-195）年间相继遭到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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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年间（196-220）曹操致力于营建许县、邺县，直到曹丕继位才重新定都洛阳。
（董）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洛阳）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后汉书董卓传》
时长安中盗贼不禁，白日虏掠。（李）傕、（郭）汜、（樊）稠乃参分城内，各备其界，犹不能制，而其子弟纵横，侵暴百姓。--《后汉书董卓传》
关于汉末城市的毁弃问题，彼时的许多见证者均有过生动描述。
汉末学者仲长统说“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
曹魏护军蒋济说“今虽有十二州，至于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
陈寿亦曾借《张绣传》表示“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
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于亡新之时也。--《后汉书仲长统传》
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诸将封未有满千户者，而（张）绣特多。--《魏书张绣传》
在城市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官营手工业断难维系，因此匠人大量逃亡，或死于兵祸，或沦为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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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在建安元年（196）讨伐颍川黄巾，缴获了许多耕战器具，考虑到两汉实行盐铁专营，可知颍川黄巾的农具当为匠人私铸。
及破黄巾定许（县），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时议者皆言当计牛输谷，佃科以定。--《魏武故事》
孙策在建安四年（199）讨伐庐江，缴获了袁术、刘勋的部曲以及百工，合计三万余人。
百工的存在，亦可证明匠人在汉末丧乱中已经星散各地，不复当年的组织规模。
（孙策）自与周瑜率二万人步袭皖城，即克之，得（袁）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江表传》
因此三国时代的手工业，其实经历了一次破坏之后的整合重组，这一问题非重点，不再展开。
云某主要按矿冶、纺织、尚方器物三方面，论述细节问题。
先看矿冶。
建安九年（204）曹操攻破袁氏的治所邺县，翌年（205）剿灭袁谭，遂着手恢复官方的盐铁专营。
及破南皮……（曹操）礼辟（王修）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将。--《魏书王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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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任免袁谭故吏王修为“司金中郎将”，负责统筹矿冶机构的生产运营，兼顾盐业。
西汉时代的盐铁之权归于中央的大司农：
东汉时代则归于地方郡县；
曹魏时期，盐铁之权归于司金中郎将。
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中兴（指东汉）皆属郡县。至曹公始置司金中郎将以主之，利权悉归于上矣。--赵一清
司金中郎将下设“司金都尉”与“司盐都尉”，各有权责。
韩暨便曾由盐官转为司金都尉，可为佐证。
（韩暨）徙监冶谒者……在职七年，器用充实。制书褒叹，就加司金都尉。--《魏书韩暨传》
清代学者钱大昕认为“司金中郎将”与“司金都尉”即“摸金校尉”的别称，属于盗墓之官；
潘眉、卢弼等人则认为司金中郎将与盗墓无关，单纯是矿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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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很简单，因为蜀汉亦设司金中郎将，由张裔担任。
鉴于张裔的工作主要是“典作农战之器”，可知该职务的工作内容相对单纯。
先主以（张）裔为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蜀书张裔传》
由于张裔担任“司金中郎将”时与“司盐校尉”岑述违戾不和，因此蜀汉的盐官与铁官，是否像曹魏那般统归于司金中郎将管辖，颇难定论。
后（张）裔与司盐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蜀书杨洪传》
吴国的矿冶经营与官职设置情况不详。
不过从《宋书》记载来看，直到南北朝时代，江南地区的冶铁机构，仍“多是吴所置”，可知孙氏统治时期应该也设有类似机构。
江南诸郡县有铁者或署冶令，或署丞，多是吴所置。--《宋书百官志》
其实古代的金属制品，大用途无外乎以下几类：武具、农具、货币、尚方器物等。
在两汉魏晋时代，由于朝廷对金属的垄断控制，部分农具尚是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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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的主要用途，应该还是以铸造兵器、货币为主。
董卓入京之后（189），曾组织过一次铸币改革，结果为了节省铸材，搞出了许多劣币，导致“钱货不行”。
因此汉末三国时代，粮食与布帛长充当一般等价物。
（董卓）坏五铢钱。更铸为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郭，不磨鑢（即“剪凿钱”）。于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魏书董卓传》
直到魏齐王时代（239-254），护军当中收受贿赂，仍然是收绢帛而非铜钱。
前后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故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魏略》
虽然魏、蜀、吴三国均尝试过恢复铜钱的流通，但成效有限。
曹丕在黄初二年（221）曾试图恢复五铢钱，结果反响平平，同年即废此制。
（二年）三月……初复五铢钱……冬十月，以谷贵，罢五铢钱。--《魏书文帝纪》
曹叡在太和元年（227）又恢复五铢钱（见《明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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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蒋济传》引《魏略》的记载看，魏五铢的流通与使用很成问题，魏人似乎更加习惯用布帛为交易媒介（见前文注引）。仟千仦哾
蜀汉曾铸“直百钱”，东吴亦曾铸“大泉五百”，不过这些货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一般等价物，更多是充当临时性质的金融工具，因此不论。
军用不足，（刘）备甚忧之。（刘）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零陵先贤传》
（嘉禾）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吴书吴主传》
另外，开采出的金属，用途流向也很成问题。
《南齐书》记载，蜀中缺铜，刘备竟需要熔炼自己的“帐钩”来铸造货币。
刘备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南齐书崔祖思传》
实际益州是盛产铜矿之地。
西汉佞臣邓通富甲天下，便是因为他占据了蜀地的铜山，可以自铸铜钱。
刘备占据益州全境却陷入铜荒，可见开采出的金属，主要用途并非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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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可见史料推断，三国时代金属的主要用途，应该是制作兵器。
《刀剑录》记载，孙权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
《太平御览》亦记载，诸葛亮北伐时请名匠蒲元督造战刀三千口。
黄武五年，（孙权）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铜越炭作之。--《刀剑录》
（蒲元）不尝见锻功，忽于斜谷为诸葛亮铸刀三千口。--《太平御览》引《蒲元传》
吴、蜀如此，魏国可知。
由此可见，汉末三国因战乱，无论开采还是冶炼，都出现了倒退情况。
按《群书治要》描述，东汉末年，地方奸吏接到上级的手工业任务，便到民间“设计诱之”，工程结束之后，又拒绝支付酬劳，导致“老弱冻饿，痛号道路”。
作使百工及从民市，辄设计，加以诱来之。器成之后，更不与直（指报酬）。老弱冻饿，痛号道路，守阙吿哀，终不见省。--崔寔《政论》
长此以往，东汉奸吏在民间无法再征募到劳动力，又“因乃捕之，劫以威势”，逼迫百姓强制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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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荒诞行径，最终导致东汉朝廷威信扫地。
（百姓）豚逃鼠窜，莫肯应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势。--崔寔《政论》
如此东汉，若不灭亡，天理何存？
今日月底，事务极多，且晚上还有酒局…今日就这一章了。
诸君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