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需要特别谈一谈匈奴单于的“虚位”制度。
东汉以降，单于虽是名义上的匈奴之主，但并无实权。
东汉时代，朝廷派遣“护匈奴中郎将”与“度辽将军”监视南单于，护匈奴中郎将可以入驻匈奴王庭，“参辞讼，察动静”，单于反倒需要“遣使奉奏，送侍子入朝”，无异汉廷傀儡。
令（护匈奴）中郎将置安集掾史将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单于岁尽辄遣使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将从事一人将领诣阙。--《后汉书南匈奴传》看书溂
曹操则更进一步，干脆把单于诱至都城软禁，令匈奴王庭的实力派监国，同时把匈奴分割为五部，分别安置在并州的太原、新兴等地。并设置汉人司马监视之。
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晋书北狄传》
前文提到的呼厨泉单于来朝（217），反被曹操扣押，令去卑监国，便是这一制度的典型案例。
这一制度的沿用时间甚久。干宝《晋纪》记载，魏吴对峙期间，孙皓遣使入魏，司马昭设宴款待，在宴席上向东吴使者介绍了“安乐公”与“匈奴单于”。
安乐公即刘禅，匈奴单于则不详其姓名。
晋文王（司马昭）飨之，百寮毕会，使傧者告曰：“某者安乐公也，某者匈奴单于也。”--干宝《晋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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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刘禅内迁时间（264）与司马昭卒年（265）推断，此事应发生在魏咸熙年间（264-265）。
此时距离呼厨泉被软禁（217），已过去将近半个世纪。
明年（指魏咸熙元年）春正月……后主举家东迁，既至洛阳。--《蜀书后主传》
照此看来，司马昭提到的“匈奴单于”应该不是呼厨泉，而是匈奴王庭的继任单于。
当然，鉴于彼时的“单于虚位”制度，成为单于，也便意味着沦为人质。
这也可以侧面解释，为什么刘豹、刘渊这种屠各支属，地位能够逐渐攀升，并成为北狄之中“最豪贵”的家族。
因为真正的南单于家族，早已失去了实际权力与地位。
于夫罗的直系子孙，在史书中甚至没有留下名字。
其实从于夫罗家族的姓名特征看，羌渠、于夫罗、呼厨泉、去卑明显是胡名，与刘渊、刘豹、刘聪、刘曜这种高度汉化的名称大相径庭。
因为这两个家族，一支出身匈奴王庭，一支出身屠各贵族，本就没有太大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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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唐长孺在《魏晋杂胡考》中认为刘渊假托世系，是因为匈奴王庭的主体在西晋时代已不复存在。
一个掌握实权的屠各酋长（指刘渊），比南单于、左右贤王的号召力要大得多。
刘渊假托单于之名，联合匈奴余众恢复旧业，更加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其实“假托世系”这一现象，在中国古代数见不鲜。
前赵刘渊假托为于夫罗之孙，大夏的赫连勃勃，亦假托为“右贤王去卑之后”。
由于于夫罗与去卑同族，因此《晋书》便理所当然地认为赫连勃勃乃是“刘元海之族也”。
赫连勃勃，字屈孑，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刘元海之族也。--《晋书赫连勃勃载记》
注：唐修《晋书》为避李渊名讳，改称刘渊表字，刘渊字元海。
至于《铁弗刘虎传》亦称传主刘虎为“去卑之孙”，则时代久远，晦暗难明。
铁弗刘虎，南单于之苗裔。左贤王去卑之孙，北部帅刘猛之从子。--《魏书铁弗刘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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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论之，两晋南北朝时代的胡人贵族，尤其是匈奴支属，特别喜爱与于夫罗、呼厨泉、去卑家族攀亲。
其目的无非是借用曾经的南单于名号，替自己增加一些“族望”方面的筹码。
有趣的是，这一现象并非胡人独有，汉人亦然，且更有过之。
南北朝时代，出身庶族，却假托祖上为门阀大姓者不可胜计。
梁武帝甚至专门派人对家谱造假现象进行过探查辨伪，可见这种行径在当时已经蔚然成风。
从某种意义上看，南北朝时代的汉人假托世系，是因为九品官人法特别注重出身族望，因此不得不为之；
但胡人…居然也乐此不疲，这颇令人费解。
这一特有的历史现象，也可侧面反映出魏晋时代胡、汉文化的相互作用与影响。
五胡乱华，究其根本，实则是汉对胡压迫太过而引起的反抗。
但纵观当时大势，西晋不但压迫胡人，对黎庶的压迫，更是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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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靠血腥政变得位、视黎庶如奴隶的王朝，不亡简直天理难容！
后世人只看到胡人对汉人的压迫，但谁又能清醒认识到，在此之前汉人对胡人的压迫，以及士族门阀视黎庶如牛马的做法？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