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豪族大姓往往利用“朝廷下令释放奴婢”的机会，将年轻力壮的奴客留下，将年迈无用的奴客轰走，美其名曰“还你自由”，实际是令其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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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现代资本家裁员，却谎称“为社会输送人才”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此可见古人的“智慧”…
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汉书哀帝纪》
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宜免为庶人。--《汉书贡禹传》
“奴客”的称谓，见于史册较早，至少在西汉中期便已出现。
关于“客”的卑微化，唐长孺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一文中有过详述。
唐老曾注意到，奴客大抵都是缺乏教养的无赖，他们替主子“干脏活，牟奸利”，乃至“作盗贼”。
（今陛下）崇聚票轻无谊之人，以为私客；置私田于民间，畜私奴车马于北宫。--《汉书五行志》
此处“票轻无谊”，即“剽轻无谊”，泛指亡命徒。
看上去“客”的身份变化，似乎与他们的个人素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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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客”的卑贱化，核心原因在于生活上依附于豪强，缺乏个人选择的自由。
在地主豪族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大部分缺乏受教育机会的底层群众，因为生存艰难，被迫沦为权势者的奴客。
在马太效应（也叫二八效应）的作用下，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最终大量的失地农民与破产手工业者，便顺理成章地沦为富室强宗的附庸。
同时，彼时的“丁税”制度，也为奴客的诞生提供了肥沃土壤。
丁税即人头税，即无论个人财富多寡，都必须按人头缴纳赋税。
在丁税之外，百姓还要承担沉重的徭役，而富户不仅有着多样的避役手段，甚至可以通过个人权势，庇荫田庄内的奴客，使之不服徭役。
比如《魏书司马芝传》记载，司马芝出任菅县县长时，辖区内的豪族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多年来从未接受官府的征役。
司马芝想征调刘节手下的宾客服役，也遭到断然拒绝。
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馀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司马）芝差（刘）节客王同等为兵，掾史据白：“（刘）节家（宾客）前后未尝给繇（指兵役徭役）。”--《魏书司马芝传》
按两汉制度，县满万户设县令，不满万户设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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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菅县的户数不满一万。
刘节不过是条籍籍无名的地头蛇，在这个不满万户的小县，却能霸占十分之一以上的丁壮人口（千余家），足见彼时的贫富分化到了什么地步。
《江表传》则记载，豫章太守华歆，在任内想要征发海昏县的丁户服役，但豪强“阻壁坚垒、断绝道路”，于是“太守欲发调一人而不可得”。
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鱼（即华歆）所遣长吏……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指坞堡），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太守）发召一人遂不可得。--《江表传》
如此“强汉”，不亡才怪！
对于地方豪强而言，这些“奴客”就是自己的私产。
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他们是很乐意同官府掰掰手腕的。
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虽然是近代的舶来品，但至少在两汉三国时代，勤劳智慧的中国人，便通过实际行动，践行了这句名言。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奴客可以有多种身份变化。
从糜竺与陈登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奴客身份的变化途径之一，便是从“奴隶”到“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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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糜竺
建安元年（196）刘备与袁术大战于徐州广陵郡淮阴县，史称“争盟淮隅”。
结果袁术勾引吕布，偷袭刘备老巢下邳，备军大溃，逃至广陵海西县。
在吕布、袁术联军的沉重打击下，刘备断粮，军队“穷饿侵逼，自相啖食”，命在旦夕。
（刘）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败，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英雄记》
千钧一发之际，东海大商人糜竺，带着天使投资从天而降，“贡献二千奴客，金银货币”。
刘备赖此复振，逃出生天。
先主转军广陵海西，（糜）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于时困匮，赖此复振。--《蜀书糜竺传》
糜竺贡献的金银货币，无疑充作军费；而二千奴客，则是充作部曲。
所谓“部曲”，即“部”和“曲”，本身是军队建制单位，但在汉末魏晋时代，等同于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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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曲只听命于直系长官，无法越级指挥；他们只知有上司，而不知有皇帝。
事实上，汉末三国也没有所谓官兵，都是部曲。
糜氏家族是海东巨富，“僮客万人，赀产钜亿”。所谓僮客，实际在此等同于奴客。
糜竺字子仲，东海朐人也。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蜀书糜竺传》
换言之，在糜竺麾下的万余奴客中，有至少二千人，可以直接转化为部曲，丁壮比例大约占据了五分之一，不可谓不高。
不难看出，有相当比例的“部曲”本身便是从“奴客”衍生而来，因此严格遵循主奴关系，具备强烈的人身依附色彩。
（2）陈登
再比如陈登，下邳豪族，世吏二千石。看书溂
其祖父是太尉陈球，父亲是沛相陈珪，叔父是扬州刺史陈瑀，烜赫一时。
兴平元年（194）陶谦死，陈登邀请好友刘备出任徐州刺史，刘备担心威不服众，陈登却笑称“愿为使君招募十万甲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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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许褚青年时曾南下汝南，组织流民武装，替地主老爷们守卫坞堡，而坞堡中的人户，便兼杂男女。
所以，没有所谓的“许家坞堡”，因为许褚也只是宗部帅而已，相当于地方雇佣兵头子。
汉末，（许褚）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时汝南葛陂贼万馀人攻褚壁，褚众少，不敌，力战疲极。兵矢尽，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杅斗者置四隅。--《魏书许褚传》
再比如上节提到的糜竺，其万余奴客中，能够充当军人的，也不过仅有二千，约五分之一的比例；
这还是在“四战之地”徐州境内。
如果在相对和平的地区，奴客当中的丁壮比例应该还会进一步下降。
换言之，大多数奴客，其实无法成为部曲，而需要在主人的庄园中从事农业与手工业生产。
比如糜竺麾下的“万余奴客”，平日里一定是在糜家的血汗工厂里辛勤劳作，不可能坐吃山空；
否则糜竺就算坐拥金山，也喂不饱这一万多张嘴。
在曹魏的屯田制度中，大抵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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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是军屯、一类是士家屯、还有一类是民屯。
“士家“与“士族”无关，此处的士，专指士兵。
换言之，士家屯田与军屯有相似之处，他们不仅承担着屯田任务，也在轮岗时负担着作战任务。
民屯免除徭役，屯客专事生产，但按照曹魏征收的比例（5-6成）来看，交足官家的份额之后，剩余口粮也仅能保证自己不被饿死而已。
更可怕的是，屯客如果自家无牛，而借用官牛，那受剥削的程度也便更重。
注意：自持耕牛的分成比例为“官五民五”，借用官牛的分成比例为“官六民四”，这个比例在晋初分别上升至“官七民三”与“官八民二”。
简言之，这若不算剥削，这世上便没有剥削和压迫。
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晋书傅玄传》
《魏书》中记载了大量屯客逃亡的案例，可见对屯客而言，所谓的“人身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实际是充当着稼穑工具，被牢牢束缚在辖区之内。
屯田客吕并自称将军，聚党据陈仓。--《魏书赵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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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魏书袁涣传》
赵旻所说的隐患，便是此事。
当然了，若这些底层打工人有足够收益，傻子才会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