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览程昱本传便知，老头儿任武职的时间，要长于文职。
而且…老头儿膂力还真不小！
老头儿的全能属性，让诸君误认为其人是谋士。
对于武将而言，单挑、斗将，也就是暗耻系列游戏中的一骑讨，确实荣耀无比，堪称战场之华；
但对于谋士来说，这就是红果果的犯二！
大将的本职工作难道是斗将吗？
难道大将不是应该居中指挥，将兵卒们的战斗力最大化发挥出来吗？
这就好比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水厕其实挺简单的，开好化粪池、解决好管道闭水问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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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农村许多宅基地翻修重盖后，都是水厕。
对于实操经验丰富的赵旻而言，这根本就不叫事儿。
他是没钱，否则他真能将市政给排水系统建好…
当然，不是现代化的这种，而是十九世纪末欧洲城市那种。
赵旻是人不是神，他更没有系统。
这一章，咱们聊聊甘宁早期经历。
太史慈遗憾离世后，甘宁是江东毫无争议的第一大将！
甘宁早年“轻侠杀人，闻于郡中”，因此被视作亡命奸臧，甚至被冠以“锦帆贼”的诨名。
然而考诸史料，可以发现甘宁的出身与仕宦履历并不寻常，应被归入富室、豪强阶层。
当然，按照东汉的划分标准，甘宁还是出身寒门，这点没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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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万次强调，在汉末魏晋的语境中，寒门绝非贫苦人家，而是只有钱却没文化传承的地主阶级。
鉴于甘宁以“粗猛好杀”闻名，且入吴之后屡为军锋，因此常被视作武夫之伦；
然而其“开爽有计略”的性格特征，又不同于寻常武人，这应得益于他“颇读诸子”的教育背景。
我们先来看看甘宁的籍贯问题。
陈寿在《吴书》中称甘宁为“巴郡临江人”，即益州出身，却未提及其先世所在。
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人也。--《吴书甘宁传》
东吴国史作者韦曜称甘宁“本南阳人，其先客于巴郡”，即甘宁祖籍荆州，之后客居益州。相较陈寿，韦氏的论调便完善许多。
宁本南阳人，其先客于巴郡。--韦曜《吴书》
不过严格来说，韦曜的论调也不够严谨。按《晋书甘卓传》，传主是甘宁曾孙，同时也是“秦丞相（甘）茂之后”。
由此可知，甘宁先祖最早可追溯至甘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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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卓字季思，丹阳人，秦丞相（甘）茂之后也。曾祖（甘）宁，为吴将。--《晋书甘卓传》
按《史记》，甘茂出身下蔡，也就是秦国沛郡，东汉沛国。
两汉时代，沛国隶豫州，后划入九江，隶扬州。
照此描述，甘宁先祖实际经历了自长江下游（扬州九江）迁徙至中游（荆州南阳），又由中游（荆州南阳）迁徙至上游（益州巴郡）这样一番变迁过程。
（甘）茂者，下蔡人也。--《史记甘茂传》
（九江郡）下蔡，故属沛。--《续汉书郡国志》
按彼时传统，流寓侨人落户新土，数代之内便会改移籍贯。
如甘宁仕吴时，其人便以侨人自居，但至其曾孙甘卓，便成为“丹阳人”（见前文注引《晋书》），籍贯从益州变为扬州。
类似案例还有张昭（籍贯徐州彭城）曾孙张闿、薛综（籍贯豫州沛郡）之孙薛兼，此二人在《晋书》中皆被称作“丹阳人”。
可知士人后裔一旦扎根新土，便会改易籍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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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闿字敬绪，丹阳人，吴辅吴将军（张）昭之曾孙也。--《晋书张闿传》
薛兼字令长，丹阳人也。祖（薛）综，仕吴为尚书仆射。--《晋书薛兼传》
从时代背景上看，改易籍贯基本可以视作侨人出仕的必由之路。
因为无论是察举制还是九品官人法，均由长官（牧、守、公平、中正、州都）在辖区内进行考察推荐，“乡论”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此背景下，流寓士人很难通过正常途径得到出仕机会，因此改易籍贯势在必行。
《华阳国志》记载，巴郡临江县中有五大宗族：
严、甘、文、杨、杜。
常璩还特意标注“甘宁亦县人”，可知魏晋之际，临江甘氏已成巴郡“大姓”。
临江县枳东四百里……严、甘、文、杨、杜为大姓……甘宁亦（临江）县人，在吴为孙氏虎臣也。--《华阳国志》
不难看出，在经历了漫长的迁徙之后，甘氏宗族已经扎根益州，且具备一定的影响力，这也是甘宁可以通过正常宦途出仕益州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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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甘宁的出仕年龄。
《甘宁传》中有一处带有歧义性质的描写，即传主“贼害”郡中，“至二十余年”，之后才“止不攻劫”，出仕州郡。
（甘宁）于长吏界中有所贼害，作其发负，至二十馀年。止不攻劫，颇读诸子。--《吴书甘宁传》
此处的“二十余年”涉及到翻译问题。
若将之理解为甘宁在巴郡地方作恶的时间长达二十余年，则与甘宁的年龄及履历不符。
兴平元年（西历194年）是甘宁人生的分水岭。
是年他反叛刘璋，战败后亡入荆州。
因此他“贼害”郡中，必然在此之前。
兴平元年，（刘焉）痈疽发背而卒。--《蜀书刘焉传》
（刘）焉死，子（刘）璋代为刺史……荆州别驾刘阖，璋将沈弥、娄发、甘宁反，击璋。--《英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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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甘宁“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的行径来看，彼时其年龄下限不会低于十五岁，若如此，“二十余年”后的甘宁，年龄便会逼近四旬。此时他“止不攻劫，颇读诸子”，出仕后再历经“计掾”、“郡丞”的升迁考核，那么兴平元年（194）的甘宁，年龄至少在四旬以上。
（甘宁）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吴书甘宁传》
（甘）宁本南阳人，其先客于巴郡。宁为吏，举计掾，补蜀郡丞。--韦曜《吴书》
这里存在一处矛盾记载，即建安十九年（214）甘宁从攻皖县，“手持练，身缘城，为吏士先”。
是年（214）与兴平元年（194）相距二十年，若甘宁真的在巴郡之中“贼害”二十余年，那么他“手持练，身缘城”时的年龄便不会低于六十岁，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
（建安）十九年五月，（孙）权征皖城。--《吴书吴主传》
（甘宁）从攻皖，为升城督。宁手持练，身缘城，为吏士先，卒破获朱光。--《吴书甘宁传》
学者卢弼对陈寿的记载亦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甘宁在郡中贼害至多“十余年”，怀疑“二”字为衍文，否则“史文为误”。
刘璋于兴平元年为益州刺史，甘宁击璋，走荆州依刘表，在建安初年，中间安得有二十余年？疑衍“二”字，否则史文为误。--《三国志集解》
其实卢弼的观点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即“史文为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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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云某愚见，或者“二”字为衍文，或者“年”字为衍文。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甘宁在郡中“贼害”，前后“至二十余”。
即甘宁的游侠生涯，在他二十余岁时便已结束，之后读书仕宦，出仕州郡。
若此设想成立，便可完美契合甘宁的年龄与履历。
换言之，他在皖城之战、合肥之战时不过四十余岁，正值盛年，“为吏士先”、“出斫敌营”的行为也便合乎情理。
一家之言，仅博诸君一粲耳。
本章便说到这里，下一章咱们继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