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除了组织以外还能有别的去处。
我很茫然。
于是，这一天上午我向米科尔森医生打去电话，赶到他的办公室里和他见了一面。
我们大概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左右的时间。仅仅是谈话很难说会对我的大脑产生正面的影响，毕竟我的大脑本身就处于“残缺”的状态，而残缺的那部分永远都不可能复原了。
“医生，我不认为这有什么效果。”
面对我的质疑，医生只是微微一笑，“是的，你身上的疾病，很难被完全治愈。”
听到医生做出的残酷结论，我谈不上有多悲伤，因为我无法顺利调动那名为“悲伤”的情绪，但是我明显能感受到有一股浑浊的气体郁结在心口，这让我很不舒服。
“不过不要灰心，最起码，我希望通过治疗，能让后遗症的发作频率降到最低。”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真的能做到吗？”
其实我对恢复情感已经没有多大需求了，因为我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
起初的确有些别扭，毕竟一个人的情感认知出现了障碍，就好像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又或者是一个徒有其表的提线木偶。
但是慢慢地，我也发现了好处，那就是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我都能做到平静如水，就仿佛被冻结的湖面，纵使疾风骤起，也掀不起一点波澜。
我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去计划，而不是在无谓的事情上浪费自己的时间和情绪。
不过后遗症发作时的耳鸣和眩晕感让我无力招架。
如果仅仅是疼痛倒也还好，我的身体在本能地排斥着这种反应，确切来说是在逃避这种反应，一旦复发，它就会逼迫我闭上双眼，陷入昏迷，我可以忍受疼痛，却没办法和身体的本能反应对抗。
我已经尝试过很多次，试图在发病时保持清醒，但是每一次我都会失败。
这也是我被白兰地弃用的最大原因。
——如果能最大程度的减少发病频率的话，说不定我还有机会能重返我的岗位。
但是我也同时清楚希望很渺茫，毕竟在一年之前我就已经求助过各种医生了，但是得到的答案都是一致的——“很抱歉。”
“这需要你的配合。”
在我走之前，医生给了我一张名片，他说这张名片是不久之前白兰地交给他的——“如果比特酒主动来找你，就把名片交给他。”
“名片背面是地址。”他说，“你去这个地址见一个人，或许此人能够帮助你恢复。”
我对此将信将疑，但转念一想，这可是白兰地的授意，于是我打算到这个地方进行一次拜访。
当天下午，我难得去逛了商场，因为我知道我不能空着手去拜访能帮助到我的这个人，这或许是我在日本时学到的坏习惯吧。
顺带一提，今天的天气还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