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休养生息，渐渐恢复了几分元气。此时，闻名后世的孔子来到了齐国，与齐景公大谈礼乐仁义、君臣礼制、贵族规矩。然而，晏婴却对此嗤之以鼻，并且特意向齐景公进谏，否认了孔子所推行的礼乐之制和为政之道，并且不遗余力地将孔子排挤出齐国的权力核心，表面看来，两人同是推行仁政治国，理念相通。但晏婴却坚持劝谏齐景公不重用孔子，这其中，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恩怨？
并不是晏婴与孔子两人之间有着如何深重的私怨，也不是完完全全为了打压排挤潜在的政治对手。只不过是孔子所推行的礼乐仁政，并不适合当前的局势。曾经，管仲提出尊王攘夷，仁臣贤士，令齐国登上了春秋霸主的巅峰。然而随着管仲等名臣身死政熄，并且遗留下一个缺乏完整治国体系而导致霸业衰落的惨痛教训，已经证明了“人治”的重大缺陷。一旦手握重权的臣子缺乏自我约束，那么国家机器对于整个政治系统的掌控力就会严重下降。
而孔子游说齐景公，显然依旧是希望君王再次建立一个如此体系，而孔子自己也可以在这个体系中获得重要的地位。固然孔子本人贤良智慧，但是却会导致齐国再一次回到当初那个难以控制的局面。时间并不会因孔子贤良而给予他更长久的生命，一旦孔子的继任者不能良好地约束自我，那些看似严谨而高贵的礼制，反而将成为一个套在齐国身上难以负担的沉重枷锁。
孔子提出的理念，将阶级概念强行固化，将会进一步限制和阻塞整个国家不同阶级为国出力、改变自己命运的通道。繁复的礼仪也显然并不适合当今纷乱的局面。群狼环伺的危险环境之下，没有人会因为齐国的高贵礼仪而放下手中的屠刀，利益至上的思维模式，早已经取代了道德约束的治国理念。一支阶级分明、礼乐高雅的军队，在和平年代可以成为国家的荣耀，其高贵的风范也足以令人心悦诚服。然而在各方诸侯早已磨刀霍霍、杀气腾腾的虎狼之师面前，这样的力量显然难以生存。为了维持如此高贵礼仪和气度的费用，并不能转化为获得战争胜利的必然因素。
唯有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无论光明与黑暗。唯有控制一切可控制的，无论手段正义或邪恶。在孔子看来，意志应是阳光，实现意志的手段也应金光闪闪，雍容典雅。而在晏婴看来，意志亦为阳光，实现意志的手段应为刀枪，无论血迹斑斑还是刃如初雪。
基于此，两人的理念必将产生无比激烈的冲突，因为孔子所推崇的，恰恰是晏婴所唾弃的；晏婴所使用的，也何尝不是孔子所不齿的。两位同样希望将理想和信念播种开来的旷世贤者，就这样坚决而不可逆地站在了对立面之上。
并不是孔子的理念完全错误，也不是晏婴喜欢玩弄权谋。他们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实际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在前进的路上，道不同，不相为谋。晏婴之所以排挤和否认孔子，是因为他明白，在道路的选择和前行过程中，任何可能会引偏这条路的行为，都需要被彻底消灭，一场征程，只应有一面旗帜、一个声音。
无论前行路上的意见是否正确而神圣，一旦这些因素会干扰和延缓这场征途到达最后的终点，那么就必须要采用光明的或者黑暗的、正义的或者邪恶的，一切可以起到作用的手段，而将之排除。接纳与宽容，兼收与并蓄，只能存在于有利于到达目的本身的基础之上。
当现在齐国需要光明的时候，那么晏婴就会让手段光明坦荡；当现在齐国需要鲜血的时候，那么晏婴就会让手段冷酷残忍；当齐国需要逞勇斗狠的时候，那么凶狠的狂徒也会得到应有的作用；当齐国需要华美雍容的风度时，玄妙高贵的礼乐，也会响彻齐鲁。
显然，孔子讨厌权谋，讨厌黑暗，讨厌阴谋。在他看来，让黑暗、权谋和杀戮彻底消失在这片天地间，才应是圣人所为。孔子虽然欣赏晏婴的才华和智慧，但是他唾弃和鄙视那些玩弄言辞和权柄的阴谋手段。殊不知，当每个人都有着足够的修养和自我约束之时，他的理念才具备价值，而在烽烟四起的乱世中，唯有血腥的杀戮和阴诡的权谋，才能平息纷争。
晏婴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孔子却不可以。然而齐国现在最为需要的，恰恰就是不断地达成一个又一个目标，并且尽量缩短达成目标的时间和路程。所以当晏婴面见齐景公，并劝谏他疏远孔子的时候，这位经历了太多人生坎坷的君王立刻就明白了晏婴和孔子对于国家的不同作用，这位君王显然明白利益至上，也当然分得清楚，哪一方能够在齐国复兴的征途中起到更大的作用。而且通过晏婴坚决的态度，他也立刻明白了，对于他和齐国来说，这显然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不可能两者共存。
于是，孔子在这场与晏婴的士人交锋中，一败涂地，不但没能得到齐景公的认可和重用，反而连之后游说鲁国的计划，都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影响。后世对孔子游说齐国而被晏婴否认，进而遭到君王的疏远，也有着尖锐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