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bout sex - except sex。
Sex is about power。
一切都和性有关，只有性本身与性无关。
性关乎的是权力。
这句奥斯卡-王尔德广为人知的名言，其实并非出自奥斯卡-王尔德之口。王尔德于1900年11月30日去世，而首次有记录地使用“sex”作为名词来指代性交，则是由英国作家大卫-赫伯特-劳伦斯于1929年创造的用法。
换句话说，那位流亡巴黎，英俊忧郁的都柏林诗人，根本就不可能使用这个他在世时尚未被发明出来的单词造句。
事实上，这句名言第一次被誊写在纸张上，是王尔德在阿尔萨斯旅馆离开现实世界的整整八十一年后。
莎拉-勒法努和汉娜-坎特尔，两位名不见经传，连照片都未能留下的社会学家，在她们人生唯一一部出版物《概括性陈述：有关妇女解放运动的著作》中，大胆地发表了性是彰显权力的一种主要手段的观点，并在之后的三十余年里，成为了人类社会对两性关系的共识。
这个理论是如此精辟而深入人心，以至于弗兰克-安德伍德，美国电视工业历史上也许是最深沉也最强大的男主角，亦要借用这句话，来向观众展示他的为官之道，厚黑之学。
时至今日，这句话凝结出了所有犬儒主义者、平权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甚至是理想主义者都能产生共鸣的哲学思想，在不同群体间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与它的脍炙人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原作者的默默无闻。
鲜少有人知道莎拉-勒法努和汉娜-坎特尔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即便知晓了真实情况，下一次引用这个名言的时候，人们还是会习惯性地以“奥斯卡-王尔德曾经说过”来开头。
为什么？
因为，“性关乎的是权力”这句话，也关乎权力。
只有从奥斯卡-王尔德或者与其享有同等声誉的思想大师口中听到的理论，才具有价值，才值得铭记。
这就是权力所蕴含的能量。
坎耶-维斯特对这种能量了若指掌。
正是因为其对这些大众传播学现象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他才会写出《Famous》，写出这段听上去粗俗不堪的歌词。
“I feel like me and Taylor might still have sex。
Why? I made that bitch famous。
God damn，
I made that bitch famous。”
这四行文字，可以直接通过字面意思去理解和分析吗？
当然不能。
首先，一个很简单的，不容辩驳的事实是，坎耶-维斯特是一位拥有强烈個性化审美风格，并且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标准，一以贯之的艺术家，无论是音乐制作、时尚设计还是伴侣选择方面，皆是如此。
而泰勒-斯威夫特，并不在他精心构建并狂热维护的美学体系之内。
看看职业生涯开始之后，坎耶-维斯特公开的几任约会对象就知道了。
缺少图像资料的高中甜心苏梅克-雷尼抛开不谈，从第二任女友兼第一任未婚妻亚历克西斯-菲弗开始，布鲁克-克里滕登、安柏-罗斯、金-卡戴珊，甚至是这个时空还没有跟坎耶产生情感交集的伊莉娜-莎伊克、钱尼-琼斯、比安卡-森索里……把她们的照片放在一起，你能立即分辨出一些非常趋同的特质。
都留着一头亮丽的棕发，都有一副丰腴的身躯，并且不管她们出身为何，是黑是白，都把自己调制成了种族模糊的古铜色。
Racial ambiguity，二十一世纪好莱坞最新的审美风潮，坎耶-维斯特推崇至极的择偶标准，也是泰勒-斯威夫特完完全全的反义词。
金发碧眼，标准的白人样貌。母系血统苏格兰混德国，父系血统苏格兰、意大利，17世纪之前还有一点点英格兰的传承，即使在新英格兰地区，这也算是根正苗白的纯种高加索人了。
不仅如此，2016年的泰勒与时尚圈的一种超模打得火热，审美标准无限向巴黎时装周的要求靠拢。五英尺十英寸的高度，配上卡莉-克劳斯亲自调试的身材，被一众Reddit网友称作火柴盒，并非是无的放矢。
换句话说，泰勒-斯威夫特这样的姑娘，完全不会出现在坎耶-维斯特的择偶雷达里，也极难唤起后者的原始欲望。
那为什么他会在《Famous》这首歌里宣称，“我觉得我和泰勒可能还会做爱”呢？
正是因为“我让这个婊子出了名”。
这句歌词，充分体现了坎耶-维斯特在泰勒-斯威夫特面前的优越感和上位者心态，但绝不仅限于此。
在双方关系已经缓和的前提下，坎耶再度对泰勒发起突然袭击，其实针对的不是泰勒本人，或者说只有很小一部分怨念集中在泰勒身上——毕竟无论如何，泰勒也是那个在舞台上唱出《Innocent》，并不断在各个场合用这件事情开玩笑，让他颜面扫地却又不得不强颜欢笑假装豁达的实际执行者。但如果恩怨就到这里为止，那么坎耶完全不需要如此大动干戈，上一年从对方手中接过先锋大奖，下一年就反目成仇，言辞激烈地展开人身攻击。
归根究底，坎耶-维斯特真正的攻击目标，是站在泰勒-斯威夫特身后的环球音乐，和以这家集团为代表的整个音乐工业。
是我让这个婊子出了名。
你们所有的宣传尝试，都不如我在VMA舞台上仗义执言的三十秒。
我是一个你们无法掌控的天才，我随意宣泄的怒火，都能帮你们意外地再捧出一个明星。
你们这帮食利的、腐败的、无能的，寄生在艺术家身上靠吸血为生的所谓幕后推手，凭什么觉得可以拥有我的版权、操控我的事业、摧毁我的自由？
这不是无中生有的揣测，而是坎耶-维斯特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的抗争旋律。2004年便成立了自己的艺人管理公司和独立音乐厂牌GOOD Music，2007年跟Bape共同推出College Dropout联名鞋款，并在未来的数年时间里频繁跟路易威登、朱塞佩-萨诺第和耐克合作，并最终选中阿迪达斯，创建Adidas Yeezy，用这种方式增加他在主业之外的收入，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与自主权。
随着羽翼的逐渐丰满，2020年，坎耶掀起了一阵反建制风暴，同时将唱片公司及母带版权所有方Roc-A-Fella、Roc-A-Fella背后的控股集团环球音乐，以及音乐版权发行方EMI告上了法庭，试图夺回他的所有艺术创作和知识产权。行动受挫之后，坎耶在推特上连续开炮，言辞也变得愈发激进，最终于2022年底，将矛头对准了他心目中最大的敌人——那些牢牢掌控音乐集团与时尚集团董事会席位的犹太人。
你可以说他自恋、偏执、狂妄，脑海里飘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你却无法否认这个男人对自我认知中那些正确理念的坚持，以及他为之付出的努力。坎耶-维斯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埃斯库罗斯笔下普罗米修斯式的悲剧英雄。身为非裔美国人，却游离在黑白的种族认同之间。被赋予了惊世的音乐创作才华，却摆脱不了被资本掌控的命运。拥有冲破藩篱的勇气，却在屡次尝试后输得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