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刘锦燃倒是对这样一份工作非常满意，尽管辛苦一点，但好歹能攒下几个铜板，日积月累下总能凑一些托同乡带回去给父母，心里想着家中父母和兄弟姐妹能因此吃顿饱饭，自己在码头付出的那些辛苦就非常值得。
可是自古以来城市生活就对普通人不够友好，想要留在大城市生活就必须要有稳定的收入，还需要家人亲戚的扶持，没有足够的收入，任何一个城市都不会欢迎穷人。
一次装船的时候刘锦燃意外摔伤了腰，不仅没能赚到钱，一连十几天都只能躺在码头附近的窝棚里等着发小接济，自己手里那点钱根本不敢去请大夫，只能咬牙硬挺，甚至因为摔倒时砸了船主的货，还是靠着发小拿出几年的积蓄才帮他赔偿船主，不然船主当时就要指使水手下人要了他的性命。
在窝棚里休养的那段时间里刘锦燃想了很多事情，他想了自己伤好后再去码头找活儿，想着就这么靠在码头搬活的收入要多少年才能把钱还给发小，想着一旦这期间他再受伤，下一次发小还能不能出钱帮他摆平，越想刘锦燃越是害怕，因为这个答案对于他来说再明显不过了。
把自己的担忧说给将要随船出海的发小时，发小倒是给他指了一条出路。
发小告诉他大琉球岛那里来了一群唐人，那些唐人才来半年多就建立了一座台南城，那台南城规模虽然不算大，但却汇聚了大明各地的商贾，甚至还有夷人商贾也跑去了台南城做生意。
发小两个月前曾随船去过台南，所以给刘锦燃说了许多台南城的见闻，甚至也说起了发小自己准备再攒点钱之后就舍了如今水手的工作，去台南谋个出路。
刘锦燃倒是对台南的繁华没什么概念，可是发小说过台南城里还在招募劳工，一个搬砖的力夫月入都有2块唐元，仅仅是这份收入就足以让刘锦燃动心了。
在码头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刘锦燃也见过那些船主和富贵人家使用所谓的唐元，在刘锦燃看来那不过是制作精美的银子而已，可偏偏广州城里很多银匠尝试仿制那种银元，造出来的却又和唐人的银元不同。
外观上银匠们倒是做的一模一样，可偏偏唐人的银元比银匠们做出来的更亮更光滑，银匠们也知道唐人在银子中加了其他金属，但问题是搞不清楚人家的配方比例，也不清楚唐人是如何把所有银币都做到一模一样的，这就使得这种所谓的唐元具有了更明显的识别性。
商人和富贵人家都喜欢用这样的银元，因为一枚银元就是一两银子的重量，本身使用就非常方便，可以很清晰计算出币值。
而仿制困难，识别简单就导致了这玩意很容易被人接受，间接的就会有商人和富贵人家愿意给出溢价来接手这种银元。
所以发小所说的那些在台南搬砖的人一个月能拿到2枚唐人银元，在刘锦燃看来那就不仅仅是二两银子的事了，2枚唐人银元拿到广州这里当3两银子花，广州城里依旧有商人能够接受。
看到了赚钱的希望，刘锦燃自然要向发小询问该如何去台南打工，也是发小本身就有这方面的想法，又考虑到刘锦燃受伤时砸坏的货钱还是他垫付的，不管是考虑到刘锦燃赚钱还给自己，还是去台南打工这事需要有个熟人帮他探探路，发小总归还是想办法托关系把刘锦燃送上了一艘前往台南的货船。
二人约定半年后在台南相见，到时候刘锦燃应该能攒够钱还给发小，可没想到那艘本该去往台南的货船却在半路上被李旦家族给拦截了下来。
船只一路从广州出发，沿着东南沿海北上刚刚抵达泉州便在码头上遇到了李旦家族收货的管事，李家急于开发基隆，李旦甚至掏出了棺材本准备在自己死前把基隆建设成李家的大本营，那可是准备留给后世子孙的祖产，李旦自然不会吝啬钱财。
于是乎刘锦燃稀里糊涂的跟着货船一路向北又到了福州，到了福州这里船主才告诉他货船不会前往台南了，他要是准备去台南就只能在这里找机会坐其他船去，至于为什么没有在泉州港的时候就告诉刘锦燃，很显然船主收了李家管事的好处。
李家在四处收拢流民，作为李家管事，自然就要想办法给自家老爷省钱，这种李家即将腾飞的时刻，李家管事还真不是有私心。
所以在得知自己收货的时候有一艘货船上夹带了准备去台南谋生活的流民时，那位李家管事顺带手就把刘锦燃‘买’了过来。
对于船主来说，把人送到唐人地盘就算完成任务，反正就是个蹭船的，船主少招募一个水手能节省不少钱财，转手再把人卖给李家也没什么心里负担，自然乐得用这样的手段来忽悠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农民。
李家那管事也不会担心一个流民能对李家的开荒大业造成什么影响，忽悠几句那小子估计就会犯迷糊，到时候混进运送流民的船队里很容易。
身在福州的刘锦燃自然不知道自己被船主卖给了李家，他从船主那里得知货船不去台南，要直接回广州再筹集货物给李家送来，自然也不可能跟着船主坐船回去。
人家带自己上船的时候就讲好了条件，船主可以让刘锦燃蹭船，但前提条件是刘锦燃要在船上给水手打下手，同时船主只管单程，想回来可是需要花钱的。
兜里只有出发时发小又借给自己的一块碎银子，刘锦燃也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在李家管事的忽悠之下把基隆当成了唐人正在建设的另外一座城市，他甚至不知道基隆距离台南有多远，只知道都是唐人的地盘，赚钱应该更容易一些，大不了赚了半年钱再找船去台南。
这方面发小和不少广州码头的商人对唐人的评价还是很高的，有一说一，唐人给劳工开高薪这件事尽管让很多商贾士绅不满，觉得唐人破坏了规矩。
可这个时代毕竟不是资本的时代，那些商贾和士绅再怎么无耻，儒家文化的影响可还没有完全褪化。
生产力和运输力都十分原始的情况下，人际关系往往更看重儒家那一套信义，所以士绅商贾仅仅是对唐人这种做法有点不满，觉得会影响自己用工，但钱财是唐人自己掏，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关系，背后传播一句唐人仁义对他们又没有坏处，还能忽悠更多人愿意去台南给唐人打工，这份运费和台南增加人口后对物资的需求，他们还是可以捞到好处的。
所以士绅商贾们尽管心里不满，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说几句唐人的好话，说白了还是为了自己那点小算盘。
也正因为如此，唐人的名声在东南沿海非常好，以至于刘锦燃也从他能获得的渠道知道了唐人的一点信用状况，以至于有了如今这种想法。
李旦在雇佣劳工方面没有吝啬钱财的另外一个原因其实还是被彭少杰忽悠了，要说李旦最开始的初衷肯定是要走地主士绅那套压榨模式。
可是在台南生活了一段时间，以他的聪明才智和信息渠道，多少也能了解一些唐人的税收状况和经济循环的大概原理。
加上彭少杰忽悠他要在基隆拉拢民心，那里算是李家的封地，在外面怎么搞风搞雨都行，自家大本营一定要拉拢民心让大家拥护李家，只有这样才能让李家传承千百年。
这道理李旦是非常认可的，其实也是符合传统士绅认知的。很多地主或许会留下恶名，但稍微有脑子的地主一般都只会在远离自己老巢的地方搞事情，就像那些土匪不会在山寨最近的村落打劫一样，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谁都懂。
基隆的税收是要李家和唐人分账的，所以这方面彭少杰完全是为了能收税才给李旦灌输这些想法。
有这样的观点，刘锦燃这才能做出决定，毕竟那位李家管事给他开出的用工条件是每月1两2钱，尽管不是使用唐人银元支付工钱，这价格也比他在广州码头扛包要高了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