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方加持下，他们更多的成为了公众的代表，成为了人们了解时事的通道。
在各种方法的加持下，新闻业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据统计，武昌起义后的半年时间里，全国的报纸由十年前的100多种，猛增至近500种，总销售数量达4200万份，这两个数字都突破了历史的最高纪录。
其中，仅1912年2月以后，到北京民政部门登记要求创办的报纸就达到90多种，被称为“报界黄金时代”。在这些报刊中，数量最多、发展最快的是政党报纸。
他们的报道内容更多的是跟政党有关的内容，虽然秉持着一定的公正性，但是具体内容却更政党密不可分。
但是这样的繁荣没有持续多久，袁上台后，对舆论和新闻界进行了控制，一是创办御用报纸；二是收买报纸或报人；三是迫害和摧残反对派的报纸；四是通过立法手段建立为其独裁统治服务的新闻法律人。
到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较之民国元年的500家锐减了300多家，报刊减少了三分之二，报人大批被捕被害。
因1913年为农历癸丑年，所以中国新闻史上把“二次革命”失败后袁对新闻界的大扫荡称为“癸丑报灾”。
后来随着袁的下台，新闻行业迎来了再一次的发展。
其中新闻业务的进步和通讯社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电报技术的普及，报纸上电讯增多，有实力的商业报纸还以重金聘请有才能的记者常驻北京，发回“北京专电”或“北京通讯”集中报道中央的政治新闻。
一批名记者精心钻研采访技术，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经验。
同时，他们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报刊文体－新闻通讯。不少新闻通讯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文字生动，写作上很有特色。
此外，在报纸的副刊上也有了大的发展。
鸳鸯蝴蝶派小说在报纸上大行其道。民初以后，有更多的报纸开辟副刊，刊登文学作品和茶余饭后的消闲性文字来吸引读者。
图片报道也逐渐开始增加。一些有实力的大报如《申报》、《新闻报》等，开始增加摄影图片的刊登量。这一时期还创办了一些以摄影图片为主的刊物。
为了加强新闻报道，通讯社开始发展起来。这一时期较有影响力的有两家通讯社：
第一个是新闻编译社，由邵飘萍于1916年8月在北京创办，是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最早一家比较有影响力的通讯社。
该社稿件主要供给北京各报，外国驻京记者也多有参考。虽然不具备面向全国媒体发稿的实力，但仍是北京地区“具有现代通讯社观念的第一个新闻通讯机构”。
第二个是国闻通讯社，1921年创办于上海，胡政之参与筹办并担任主编。
在胡的主持下，该社曾先后在北京、汉口设立分社，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民营通讯社，该社主要用邮寄的方法发稿。
总社每天发稿两次，约六七千字；分社每天发稿一次。
国闻通讯社所发的消息，以详确报道事实为主，不加议论。
国外消息和各国报纸上的重要消息，则随时译述，供报界采用。1926年，胡政之将国闻通讯社总部迁到天津，继续发稿，成为北方通讯社中的巨擘。
所以，报纸的利润增加离不开报业的快速发展，而范文林作为一名专业的记者，当然知道报社目前的情况，所以他在和赵楷的博弈上丝毫不露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