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源于八卦，而八卦又源于“河图“、“洛书“。到了宋代，大理学大家朱熹在其易学着作《周易本义》中，第一次把“河图“、“洛书“单列出来，并将其图置于卷首，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后世多数学者认为朱熹之“河图“、“洛书“源出于宋代道士陈抟，朱熹是演绎陈抟之说而成。朱熹对“河图“、“洛书“的发展过程有一个简单的交代，说:“图书之象，自汉孔安国、刘欣，魏关朗子明，有宋康节先生、邵雍尧夫，皆谓如此，至刘牧始两易其名，而诸家因之，故今复之，悉从其旧。“朱熹如是说，但到了清代，学者黄宗羲、胡渭等对宋儒“河图“、“洛书“说均提出反对意见。此后，“河图“、“洛书“就成了学术界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千载难解之谜。
《论语》、《竹书纪年》、《礼记》、《管子》等文学作品都对河图洛书有记述，后世关于河图洛书的记载、研究文献更是不可胜数。事实上，千百年来，尽管对中国古代两幅神秘图案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因没有文字注解，至今仍未形成一个被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解释。
数字是人类最初从动物界分离出来而成为人的重要标志之一。数字的出现使人类意识到自己的智慧和聪明，并为进一步开发智慧奠定了基础。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家菲洛劳斯曾说过一段着名的话:“庞大、万能和完美无缺是数字的力量所在，它是人类生活的开始和主宰者，是一切事物的参与者。没有数字，一切都是混乱和黑暗的。“因此，远古时期的人类一开始就非常崇拜数字，这是世界上各个民族在文化启蒙之初的共同特征。中国古代先民对数字的崇拜具有丰富的文化内容，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表现了远古时期的先民所具有的天文、地理、人伦、哲学、艺术、原始宗教、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我们从宋人对上古图书“河图洛书“的图式理解，便不难理解这一点。
中国古代先民的数字崇拜，主要表现在对一至十这十个基本数字的崇拜，以及对十以后的由基本数字生发出来的一些数字的崇拜。十以后的某些数字如由二、二、三相乘产生的十二，由二、三、四相乘产生的二十四，四七产生的二十八，六六产生的三十六，七七产生的四十九，八八产生的六十四，九九产生的八十一，由十产生的百、千、万等。在古代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中，一至十这十个基本数字都不单是数学意义的数字，它们还具有美学意义、祥瑞意义、世界观及宇宙观意义等，每个基本数字都是完美数、吉利数、理想数、大智慧数，细说起来都含义无穷。
千百年来，人们总是把“河图“、“洛书“与伏羲、八卦以及《周易》联系在一起，朱熹更是把河图洛书置于易学着作卷首，大加推崇。中国古代的学者大多认为是伏羲受河图启发而创立八卦，《周易》又源于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