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户二万，举州最治，德化尤异，恩洽刑清，野有颂声，路无奸迹，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赠，不入於门，纸笔之用，皆出於私财，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发诏见用为吴王郎中令，正色弼违，进可替不，举善弹枉，军国肃雍。迁邵陵太守，卒於官。
又据陶弘景吴太极左官葛仙公之碑载:祖矩，安平太守，黄门郎。从祖弥，豫章等五郡太守。父焉，字德儒，州主簿，山阴令，散骑常侍，大尚书。代载英哲，族冠吴史。
据此可见，汉晋丹杨葛氏家族是一个标准的儒教世家，其王莽时代的先祖就是坚守儒教尽忠报国大义的高级士大夫，这位先祖的下一代葛浦庐、葛文兄弟俩，既能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又能表现孝悌礼让的美德，堪称儒教士大夫的典范。葛浦庐自下邳迁居丹杨以后，仍保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教传统。传到葛洪的祖父葛系、父亲葛悌，都是孝悌忠信，高官显爵。这个家族总体上何曾有背弃儒教归依道教的异端倾向?
刘屹近着《神格与地域》，内有晋宋奉道世家研究一节，考证颇详。该节结语中有谓:世家子弟个人的信仰选择，还具有相当程度的灵活性，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祖父子孙相系、全家世代奉道。如王献之的儿子跟随高僧慧远出家为道敬法师，郗愔与郗昙兄弟虔诚奉道，而郗愔之子郗超却奉佛，着有《奉法要》。可见，道教信仰在东晋士族那里首先是依个人志向、情操而定的，并没有某种固定的家传信仰和组织纽带在起作用。
葛玄、葛巢甫等人的弃儒学道，葛洪的道本儒末式兼修儒道，显然都只是他们背弃家族主流传统的个人边缘化行为。东吴两晋丹杨葛氏家族的家世信仰，显然是儒教而不是道教。
其二，葛玄、葛洪、葛巢甫等人的道教信仰是不是代代以葛氏一族为中心继承?
《抱朴子内篇?金丹》明言葛玄师从左慈受金丹仙经，葛玄的道法也没有直接得到任何一个家族子弟的传承。以致他的隔代族人葛洪还必须到家族以外寻求道法明师。据《抱朴子内篇?遐览》所述，葛洪虽然幸遇明师郑隐，而且知道郑隐正是葛玄的徒弟，但开始一段时间葛洪并没有继承葛玄遗产的清晰志向，以致郑隐批评他意在於外学，不能专一。而且郑隐也并不因为葛洪是葛玄的侄孙就马上重点培养，他只是在发现葛洪有甄事之才，可教也之后，才给予特殊对待。
葛洪的道法是曾否向家族子弟传承，也找不出可靠的证据。收集稗遗文献，可以找到几个葛洪徒弟的名字，一是滕升，见於《神仙传?序》;二是海安君望世尚不知是海安君望世一人，还是海安君、望世二人，见於《道教义枢》卷二三洞义第五引《真一自然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