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农家认为，农业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证。劝民务农，会使百姓民风淳朴，也就容易供统治者利用和役使；劝民务农还会使百姓举止持重，减少结党营私、图谋造反的机会，将老百姓束缚在土地上，防止他们随意迁徙，从而保证政令的推行，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
农家主张重农抑商，并不是否定工商活动存在的价值，而是要求从国家意志的高度来缩小和控制工商活动的范围，使其不会成为农事活动的障碍。
在包罗万象的杂家着作《吕氏春秋》中，也有不少阐述农家思想和农业技术的篇章。其中，作者提出了统一度量衡，以避免商业投机行为。具体做法是，在每年的仲春和仲秋两个月，由国家统一组织人力划齐度量单位，统一衡称，平整量器，修正溉具。这也开了秦朝“车同轨、书同文”的先河，与许行的主张相比又是一个进步。
农家着作有《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国》十七篇，《尹都尉》十七篇，《赵氏》十七篇等等，均已佚。农家没有一部完整的着作保存下来，他们的思想和活动散见在诸子的着述中，虽星星点点但仍然值得重视。
农业生产必须依赖阳光、雨水等天气和气象条件，还要有供作物生长的土地，而如何使这些自然生态条件最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和收获，这就需要人发挥体力和智慧，根据自然条件对农作物进行恰当的管理。“天-地-人”三者构成了一个三维结构，它对于农业生产缺一不可。《淮南子》中曾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因群生逐长，五谷繁殖。”
“天时”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的生态条件，它为农作物的成长提供了光照、温度、热度和水分等条件。农业生产本身是有一定的季节节律，春播、夏耕、秋收、冬藏是四个基本的环节，而这一切都是由天体运行所显现出的时间节律决定的，所以人们只有把握“天时”，才可能把握住“农时”，天时和农时密不可分。
人们首先要通过观测和研究，掌握四季更替的节律，了解风霜雨雪发生的规律，通过制定历法等手段，做到“知时”。其次，人们要顺应天时，把握农时，在最适当的时候抓紧时间勤奋耕作，用自己的辛苦劳动将“天时”转化为实在的收成。
《吕氏春秋》的作者就认为，一年中的“天时”和“农时”是稍纵即逝的，必须牢牢把握，所以人们生活的节律也要服从于农业的季节节律。
春季是农作物的播种、萌芽季节，应做好土地规划和整治工作，确定适宜种植的农作物；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整修沟渠，匡正阡陌，保证用水；保护幼苗等。
夏季是农作物的生长季节，应加强田间管理，驱逐野兽；锄杂草，干后烧掉，就雨水肥田；各种官吏要巡视农业生产，劝民劳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