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2章 大战毕
五月初
魏延和糜芳乘斥候小舟从江陵返回成都，而荆州战后事宜全由刘备和法正等人处理，不过刘备估计也呆不了多久，毕竟作为汉中王一直呆在荆州成何体统。
不过刘备离开必定带上法正，再加上诸葛亮另有他用，恐怕短时间内也不会返回荆州，所以让谁来主政荆州这个问题，让刘备苦恼了很久，特别是襄樊之战中将关羽的缺点暴露无疑。
在整个东进战略中，荆州应该只有傅士仁投降，毕竟有魏延、诸葛亮的刻意打压，再加上糜芳的循循诱导，不反叛才不正常。
可樊友弃城而逃，潘濬反叛投吴才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前者就不多说了，反正人都死了说再多也没用，而后者才是问题所在。
潘濬能文能武，是荆州别驾蒋琬的表弟，其先事刘表，后随刘琦投降刘备，遂被任命为中郎将，在刘备离开荆州时，本想将潘濬划在诸葛亮麾下的，不过考虑到其表兄蒋琬，于是就将潘濬留在关羽帐下听令。
刘备做得有问题嘛？
完全没问题啊！
可问题就出在关羽身上，关羽的傲天下皆知，两人不知怎么的就突生间隙，然后被关羽斥责一顿扔在夷陵养老去了。
要知道荆、益二州均在季汉手中，那地势险要的夷陵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而潘濬这个夷陵令就变得可有可无，对于一个有大志向的人来讲，虚度光阴是可怕的，是难以接受的，这也为他投降东吴埋下伏笔。
战后，蒋琬亲自为潘濬叛汉投吴一事向刘备请罪，不过知道问题所在的刘备并未怪罪蒋琬，还让蒋琬写信替他给关羽向潘濬道歉，让他不要感到愧疚，这是他这个做兄长的不对。
当然了，刘备这种行为是在大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一种礼贤下士、宽厚待人用来收买人心的方法罢了，若荆州丢了，关羽死了，恐怕蒋琬也会受到牵连。
尽管关羽性格上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但刘备依旧没有将关羽调离荆州的打算，不是刘备不想，而是他不能。
因为荆州或者说南郡对季汉而言太过重要，所以只能让绝对信任的人来坐镇，就目前而言刘备绝对信任的人只有关羽和张飞二人，其他人都有可能投降，再加上张飞有守徐州的前车之鉴，所以有且只能让关羽来。
愁啊！！
五月中旬
本该随曹操而去的夏侯惇，因在荆州修养一年的关系，身体反而越来越好，看起来再坚持个几年问题不大，不知道这对季汉是好还是坏。
不过这都不重要，因为他和于禁正一起在法正的带领下，前往当阳和曹仁一聚，协商交换人质的具体事宜。
而王甫则化身使者，携带刘备亲笔信先入宛城，分别劝服了起义军领袖侯音，士民领袖卫开，南阳太守东里衮等人，他们愿意带领宛城士民南下长沙安家。
不愿意也不行啊，曹魏可是出了名的残暴不仁，因为他们在南阳起义导致襄阳之战失败，不用想也知道事后会迎来怎样的大清算，而且有很大大概率是屠城，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而且除了曹魏的压力外，刘备所承诺的土地也是让他们愿意迁移季汉的重要原因，毕竟谁愿意留在南阳继续给士族为奴为仆，继续交苛捐杂税，继续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呢。
荆南的过得什么日子，他们早就通过亲属，以及季汉的刻意宣传下了解得一清二楚，如今天赐良机他们又怎会拒绝。
不过可惜的是，按照双方约定只能迁走宛城城内之人，至于其它地方的人一概不许离开，毕竟真敞开口子让季汉来，恐怕要不了一个月南阳郡就会被搬空。
紧接着王甫来到新野，面见邓氏当代家主邓举，邓举先是看完刘备的信，然后再听完王甫叙说迁往不同地方的补偿后，很快便下定决心举家迁移，离开祖祖辈辈生存的南阳。
邓举决定离开南阳，除了魏延和刘备讨论的那些原因外，季汉发展势头越来越好，越来越有中兴之象，打算做政治投资也是另一重要原因。
邓氏在汉安帝刘祜时期几近覆灭，虽然在往后的百年间实力有所恢复，但也不复从前十之一二，再加上颍川士族的刻意打压，南阳邓氏衰落似乎已成定局，为此邓举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如今刘备亲自抛来橄榄枝，邓举怎能不心动，虽然条件是搬离世代居住的南阳，抛弃祖宗积攒下来的土地、财富、人脉等，但世界上哪有没风险的投资。
赌赢了，可让家族恢复祖上荣光再昌盛两百年；
赌输了，家族沉沦继续蛰伏等待复兴之机。
邓举也不是畏首畏尾之人，何况家族又不会被灭族，怎么看都是一笔划算的买卖，于是当即表示愿意举族投靠刘备，驱除曹丕，复我汉室。
不过魏延提供的三个选择让邓举踌躇不已，荆州、南中、凉州三个选项，基本决定了邓氏未来的发展方向。
选择荆州，就相当于选择继续走政治方向，虽然没有让他们直接进入政务体系，但教育体系的重要程度作为经义传家的邓氏自然很清楚，像什么权利、财富都是过眼云烟，只有知识才能保证家族传承千年不灭。
……
选择南中，就相当于选择商贾之道，虽然季汉的商人和其他地方的商人有些不一样，毕竟没有哪个政权会为商人立法，都是没钱了直接割韭菜，不过在邓贤心里士工农商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一时间很难扭转过来。
其实无怪邓贤会这么想，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商人基本都是在高卖低买赚取中间差价，而商人为了赚取高额差价往往变得奸黠狡诈，让商人之名在百姓口口相传下变得恶劣无比。
尤其是在粮食方面，每逢灾年商人们必定囤积居奇，致使民不聊生，所以不仅仅是百姓，就连统治阶级的士人也非常厌弃，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简而言之
古代的商业行为，大多本身是不创造直接价值的，只是利用地域的差异性、闭塞性来赚取差价，而且商人又不是慈善家，往往都会利用此机会来赚取大量财富，这对国家、对百姓都是一种伤害。
但季汉的商业行为不一想，自从魏延下发限粮令，并以粮食为锚定来规定物价后，季汉大部分的粮食交易都被收回官营，大宗交易皆由各地府衙负责，只有小部分粮食在百姓、在商人之间流通，而这一小部分对时常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再加上工匠待遇的提高，鼓励发明创造，并严厉打击豪强、士商巧取豪夺工匠们发明创造成果的行为，让季汉迎来了技术大爆发，不过技术要想应用到实际中来惠及百姓，就必须让大量资本参与进来分蛋糕，这样才能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毕竟作为现代人的魏延，对技术与资本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还是有所了解的。
如此一来，季汉的商业已经不像传统商业那样，它已经加入到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列中来，而且每年缴纳数额不菲的赋税，让季汉减免口赋、废除苛捐杂税、建立职业化军队，开发环境恶劣、渺无人烟的交州、凉州、南中等地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毕竟说一千道一万，开发归根结底需要钱，没有钱，总不可能让人喝西北风吧。
魏延之前和诸葛亮、伊籍、糜竺等人做过预计，只要能重新打通丝绸之路，开辟到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同西域诸国、中亚诸国、南亚诸国进行商业贸易，再辅以三成以上的商业赋税，有大概率商业税会超过农业税。
而这对一个农耕文明来讲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也意味着在利益的推动下，大汉将提前近两千年进入工业时代，而这也是魏延迫不及待的想结束中原战事，将注意力集中在凉州、交州的原因。
当然，要想大汉提前进入工业时代，那么统治阶级观念就必须改变，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汉武帝时期由儒家圣人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思想观念。
倘若这一点观念不改变，工业化都是无稽之谈，不过空中楼阁一场空罢了。
所以在时代的浪潮下，再秉持着传统观念要不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