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朝的工部侍郎沈演，为避免试炮炸裂（前任工部尚书侍郎都因此罢官），给京营的御林军装备了“火转城、火狮车、虎飞沙迷目箭、木人火马天雷炮、铁汁神车”等迷之“神器”，除了名字酷炫之外，没见到什么实战成果。
成书于天启年间的《武备志》记录了一百八十多种火器，但根据戚继光《纪效新书》。
真正能顶用的只有无敌大将军、佛郎机、虎蹲炮、鸟铣、快枪、飞山神炮、石炮、飞枪、飞刀、飞剑、火箭这十一种，戚继光还特别指出“诸器之中，鸟铣第一，火箭次之。
南方则大炮、火箭、鸟铣，皆为利器”，千万不要相信那些名称酷炫、原理高深的奇怪火器，如“有火砖、一窝锋、地雷、千里炮、神枪等百十名色，皆不切于守战，故不备，今皆一切禁之”！
实际上，明末的火器种类已经大大简化，和明初的装备种类已经大有不同，但明朝官方却对这些装备非常迟钝。
在明末发挥极大作用的红衣大炮，在当时是能够直接扭转局部战场局面的神器，结果万历末年的《工部厂库须知》里根本没记录过红衣大炮。
明代的火器制造与分发是两个系统。制造由工部负责，分发由兵部负责，部队的火器装备是牢牢掌握在朝廷手中的。
火器制造在明初并无专设机构，甚至很长时期是由铸造铜钱的宝源局兼管火器制造，到洪武十三年设立了军器局，在工部之下。内府火器由兵仗局制造，这两个机构后来都迁到北京。
除了制造火器，这些机构还负责火器、火药的储存、检验。这两个机构在实际运作中更加复杂，军器局在工部之下，其直接领导是工部主事，是一个文官。
但实际主管领导是一个宦官。内府的兵仗局的直接领导是宦官，但他们要想铸炮、造火药，一切的原料都要从工部领取。
这些复杂的权力设计，本意是保证皇权对武器生产的直接管控，但极大地牺牲了效率，导致这两个机构的军器生产能力是不断下降的。
到了明末，已经面临工匠严重不足，不得不引入雇佣工匠。
代官方的火器生产机构非常僵化，在官方文件中，火器的造价并不高，但实际上的市场价格往往超过官方定价的一倍以上，因为官方文件对市场原材料的涨价并不敏感，常常拿着几十年前的物价要求军器生产机构拿出产品。
在万历时期，制造火器必需的铁、锡、铅和煤的价格都有上升，但工部的拨款并无增加。
这样的结果，最终只能偷工减料，导致大批资金浪费在生产残次品上。
到了明末，广东、福建等地出现了发达的金属冶炼产业，当地生产的火器经受了抗倭战争的检验。
北京的王恭厂、盔甲厂等此前的军器生产机构，逐渐成为储存南方火器、火药的地方，在明末发生了好几次大爆炸。
万历年间盔甲厂火药爆炸，炸出了蘑菇云，“烟如灵芝”。
天启年间王恭厂的大爆炸，把大量沉重的门窗木料扬到了紫禁城里，吓死了一个出生几个月的皇子，爆炸处形成一个深两丈多的大坑。
崇祯年间又发生三四次大爆炸。这些在天子脚下反复发生的爆炸表明，明代中枢的军器生产、储存机构有很大的管理问题。
这样的机构能为部队提供足量、有效的火器吗？汤若望就说过，明末“铸铳无法，不请长短厚薄度数之节，不能命中致远，或横颠倒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