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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联盟最大的盟友正式宣布建国。身为老大哥的联盟也没闲着，派出多位将军元帅前去捧场。精通汉语的崔可夫便是其中一位，同样精通汉语的卡图科夫也在其内。
以利亚本来也想跟着一起去，但却也只能够在国境之外了望。卡图科夫想着用自己的地位为以利亚争“一张火车票”，但却被以利亚拒绝了。
以利亚说：
“如今斯大林同志在各种方面都有些回归到十几年前的那种偏执状态，而且现在也正好是一个敏感时期。有犹太血统的你，这时候还是不要做出格的事情比较好。”
“可这次机会难得啊，错过了这次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去看一眼了。”
“哪怕我永远不回去，也总比牵连你受处分要好得多。”
就这样，卡图科夫只身一人去了北京。以利亚只能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个“故土”之上眺望故土。
而危机，也就在此时开始了。
联盟内部贝利亚那群人的势力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任卡图科夫藏得再好，编造再完整的履历，都无法骗过他们的眼睛。如今卡图科夫这个集团军司令离开了自己的集团军，就正是动手的最好时机。
警察很快就来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并将以利亚带回了莫斯科。这一切都都是在秘密进行的，卡图科夫直到11月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
结合之后的审讯过程，还有对话过程中的一些小细节。以利亚可以断定这场行动一定是蓄谋已久，而且自己本人不会有什么危险。
那么蓄谋已久的导火索是什么呢？答案就在48年年底卡图科夫做下的两件事。其一，当时以利亚撺掇卡图科夫亲笔写信拒绝参加莫斯科的坦克兵节，只因为卡图科夫的座位被安排在了末尾。其二，就是卡图科夫当年给赫鲁晓夫的“战友电报”。某些人看不惯卡图科夫这个边境集团军司令和赫鲁晓夫眉来眼去，于是抓一个卡图科夫身边可抓可不抓的人来给卡图科夫示威。
事情也果真如以利亚所料想的那样发展了，短短一个月之后，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生日会上当众提到了卡图科夫的这个“东德犹太亲戚”，并“称赞”说：这位亲戚的长相可真是和日耳曼人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其用意就在于给卡图科夫一个警示，迫使卡图科夫继续忠诚。
之后斯大林同志也是恩威并施，在生日会之后把卡图科夫的这个亲戚放了回去。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在此期间卡图科夫不敢和外界过多联系，只是待在东德的边境司令部里。以利亚在说话方面也收敛了许多，毕竟谁也不知道窃听器到底会在什么地方给你多来几个，而万一再给抓一次，那可就真死了。
没过多久，红军驻德集群装甲与机械化兵司令员卡图科夫，被重新回到莫斯科的朱可夫借由此次机会送到了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学习，至此离开了前线，也失去了自己部队的指挥权。
年底的时候，布兰登堡的人们开始庆祝圣诞节。此时东德的管制还不是很严格，因为斯大林同志仍然没有放弃和平统一东西德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