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人与吴人谁都不肯向前一步，争的其实就是关乎“礼”这种层次。
如果晋人再前进，等于说超乎了“礼”的规格，等于晋国用侍奉的方式在对待迅速崛起的吴国。
而吴国要的就是被侍奉，不止可以从气势上压制晋国一头，也要让天下诸侯认为晋国在对吴国进行让步，或干脆是晋国在害怕吴国。
不懂政治的人看来会觉得有点虚头巴脑？
然而，国家与国家的竞争不就是体现在方方面面嘛！
前来迎接的晋人，赵鞅不可能向前，智宵更加不会。
到了赵鞅和智宵所处的层次，该懂的道理都应该懂得，不然丢脸的不是个人，会丧失国格。
起先，赵鞅还担忧年轻的智宵不懂那些，或者因为年轻沉不住气，一阵观察下来发现好像过虑了。
“智宵，当代人杰啊！”赵鞅必须承认这一点。
当然不是因为今天这么件事，包含以往智宵的种种表现，其中有智宵多次率军击败诸侯的功绩，还有智宵为智氏做了诸多的贡献，乃至于要算上智宵在对抗赵氏、魏氏、韩氏方面。
事实上，赵鞅真的没有怪智宵对抗赵氏，甚至感到非常欣赏。
他们都是卿位家族的核心成员，背后有一大家子以及偌大封地，数之不清的诸多产业，多达数十万的属民。
以当代人的思维，认定身处什么位置，屁股一定要坐正，可千万不能歪掉。
作为一个氏族的世孙或宗子的人，认清威胁来自哪里，及时进行提防，或是当机立断进行对抗，哪怕作为敌人，痛恨肯定会痛恨，该赞叹还是会进行赞叹。
说白了，并非是出于什么私人恩怨，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家族，太符合当代人的三观了。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思维或三观，春秋时代的人可以亦敌亦友，到了战国时代仍旧留有类似观念。
同时，思想和三观也是在战国末期发生改变，不同国家的人际交往变成“敌就是敌，友就是友”的关系，国家层次容不下丝毫的灰色，要不然就是通敌卖国。
到战国末期才改变，无非就是战国时代打“总体战”打得太狠，不像春秋时代遵守一些交战守则，战国末期到了互相之间仇恨无法化解的程度，观念肯定是要出现相应的变化。
赵鞅比较突然地问道：“宵有往吴国经历，吴国是何等风光？”
注意称呼，用的是“名”，不是官职或爵位。
智宵没有马上回答，想了想才说道：“吴国黎庶居其野，城邑实属不多；观其风俗类百越，仍是纹身散发，耕作则用中原之术，日常所用之具类我（晋国）；吴国权贵少有食邑，一生荣辱及家族存亡，皆在君主一念之间。”
这些只要有派人去吴国，其实并不难窥知。
智宵最后说的那一段，其他诸侯国或许不了解，晋国这边一百多年前早就知道了。
晋国不是派了巫臣作为代表，前往吴国作为“总工程师”进行帮助吗？
当时的几代吴君比较礼遇巫臣，巫臣确确实实也用心帮助吴国。
按理来说，在这个祖先付出子孙可以享受蒙荫的时代，为吴国强大付出那么多的巫臣应该在吴国得到富贵的保障吧？可是并没有。
可能是吴国觉得自己够强大了，也能是吴国突然间讨厌巫臣，将巫臣驱逐出国。
巫臣回到晋国，把儿子屈狐庸留在吴国。
屈狐庸这一代因为是充作晋国与吴国的外交使节，得到的礼遇还算不错，到了屈狐庸的孙子这一代，吴国有大臣进行诬陷，吴君僚连调查都没有直接下令处死了屈氏的全部男丁。
必需讲解的是，巫臣到了晋国才得到“申”地作为封地，晋人为了恶心楚国给尊称“申公”。他实际上是屈氏，也就是楚国的公族，子孙后代也一直沿用屈氏，没有因为巫臣在晋国获得“申”作为封地而改掉前缀。
说那么多，主要是吴国的君主权力远超中原诸侯，吴君真的可以随意杀死自己的大臣或国中的贵族，一点都不担忧生乱，原因是大臣或贵族手里的实力不强；中原的诸侯可无法一念决定贵族的荣辱，更别说中原诸侯想一念决定贵族的生死，原因是中原贵族有反扑的实力。
赵鞅知道吴国是个什么情况。
晋国与吴国的第一次会盟期间，当时的吴君寿梦可是干过杀几个人给晋悼公助兴的事情，被杀的都是吴国的贵族，好些还是一家之主。
那个时候，晋悼公以及一众晋国贵族都被整懵了，问被杀的人都犯了什么罪，得到的答案是没有，杀掉纯粹就是为了助兴。
这里需要用到几个字母：wtF！？
能够想象吴君寿梦的行为，给参加会盟的中原诸侯与众臣带去什么样的心理冲击。
从那个时候起，晋人就知道吴国的不一样，认为吴国发生再离谱的事情，不用觉得大惊小怪。
后来，吴国十年之内有三位国君先后战死沙场，一再出现兄终弟及的君位更替，不了解吴国的人瞠目结舌，晋人则是非常淡定。
晋国最为耿耿于怀的便是巫臣无故遭到驱逐，以及屈氏后人被怨杀的这两件事，长久以来吴国也没有给晋国一个交代。
赵鞅本来不想重提陈年往事，可不是对峙的对峙从上午到下午，耐心被磨得消失干干净净，心中怒火越燃越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