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以为打“君子之战”就不需要指挥艺术了。
春秋时代之所以有“君子之战”这种模式，跟会约定地点和等待敌军列好阵型再开打之外，包括了许许多多得到认可的资格，比如只有贵族可以杀死贵族，想俘虏贵族要递上一块玉石，等等。
如果约定地点，再让两军有足够的时间列阵，打起来之后不需要有任何的调整，干脆就进行排队互砍算了。
指挥官的作用是进行战场调度，例如某个方阵撑不住，安排好新的方阵，将撑不住的方阵向后调动，准备好的新方阵顶上去替补。
别以为仅仅是在调动方阵而已，起码要判断哪个方阵快要顶不住，又是哪个方阵顶上去最为合适，更要掌握期间的时机，不然被敌军打破缺口，整个阵型就要乱掉，再失去那场交战的胜利，沦为战败的一方。
古典战争的初期，指挥官的作用其实还没有那么高，比拼的是实际参战者的意志以及对杀人术的掌握。
随着时间一直流逝，慢慢很多规则发生了改变，指挥官担负的责任渐渐加大，也就出现了一种叫“战将”的职业。
这个“战将”的职业诞生，交战双方开始有了“武将单挑”这个节目，用于展现战车组的武勇，提升己方的获胜信念，打击敌军的士气。
春秋古典时代战争的“致师”后来被罗贯中采用到自己的小说《三国演义》之中。实际上自从进入战国时代之后，诸夏大地发生“武将单挑”的次数就变得屈指可数，想要玩一手列阵都需要是战争进入对峙状态，更多是两军碰面有人喊嗓子“给我冲”就开打了。
爆发短兵相接的晋军和吴军，进入到“战列线”激战模式之下，能够看到正在交战的双方士兵都是手持长戈或长矛，他们尽力发挥手中武器一寸长一寸强的特点，每一步的前进或是后退都显得小心翼翼。
进退的选择肯定要谨慎，一个不小心就要被敌军勾中或是划到，手脚或躯干受伤就会影响战斗力，乃至于当场失去战斗力；脖子被勾中？以戈的构造判定，脖子被那么勾，脑袋不掉下去，死也绝对是死定了。
长矛这种武器是在春秋中期开始被大量使用于“战列线”的交战之中，原因是操作起来比戈简单，往前刺可以对敌人造成杀伤效果。
最先大批量使用长矛的是楚军，他们确实也一度在“战列线”交战方式中占尽了便宜，后来列国就效仿列装长矛了。
战场正在进行“战列线”交锋的晋军和吴军，除了能看到长矛与长戈之外，还能看到“戈矛”这种混合体。
而“戈矛”又是楚国的发明，后面又被列国所效仿，在春秋晚期被大量使用。
所谓“戈矛”就是有戈的各种构造，再加上一个矛头，能使出戈的勾、啄等战技，也能很直接地用刺的方式来对敌人造成杀伤效果。
现如今的“战列线”交锋还没有加入各种花式取巧，比拼是双方士兵的战技与意志力。
战技就是有效保护自己的同时，还能对敌人进行输出。
意志力的比拼则是身边的袍泽一个又一个倒下，亲眼看到那一幕幕的士兵要在精神层次上顶住压力，不能逃跑只是基础素质，保持镇定及时补位再持续操控武器输出才是关键。
到了“排排站枪毙”的时代，其实比的也是意志力，谁能够对袍泽的死伤更“麻木”一些，放入正确配量的火药，不把通条这玩意忘记拿出来，扣动扳机有效将弹丸发射出去，得胜的机率肯定就更大了。
准度？线膛枪被发明出来之前，讲射击准度不是在开玩笑吗？
等待枪械能保证准度，谁还在玩什么“排排站枪毙”呢？变成在玩散兵线列了。
在无法放手玩“兵者诡道”的交战方式之下，指挥晋军的智宵、魏驹、韩庚、赵毋恤以及指挥吴军的伍子胥、孙武，他们在比拼谁的眼睛更放亮一些，不要中了对方的某个陷阱。
“第七‘列’到第十一‘列’突进过猛，派人阻其推进。”智宵已经不在战车，来到一辆巢车之上。
横为行，竖为列。
晋军与吴军都是排成了三“行”的布置，一“列”就是单独一个步兵方阵。
在“战列线”的交战模式下，每一个单独的步兵方阵，他们的交战状况都不会一样，战损率高一定会让方阵的厚度变得越来越薄，乃至于顶不住当场溃散。
跟智宵站在同一辆巢车上面的魏驹也发现了异常。
并不是吴军很刻意地在后退，晋军得到第七“列”到第十一“列”真是踏着吴军将士死伤者在推进，指挥官不做及时调整的话，该批晋军就要打出一个“突出部”了。
在那个一“列”上，晋军每一个方阵有三百名的士兵，其余列国每一个方阵的士兵都不固定，比如吴军现在一个方阵采取跟晋军相同的三百名士兵。
魏驹困惑地问道：“为何不乘机撕开吴军？”
智宵看向了远处吴军阵型中的一辆巢车，猜测上面站着的几个模糊身影有伍子胥和孙武，说道：“仅是一‘行’交锋，二‘行’吴军并未递补，随之步步后退，其中或许有诈。”
魏驹纳闷今天智宵怎么会处处谨慎，指挥风格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对面有擅长打正战的伍子胥，还有开创‘兵者，诡道也’的孙武。我能不谨慎吗？”
“要说晋军擅长什么，没有任何一个诸侯国在打‘呆仗’上能跟晋军比拟。”
“我只要依靠晋军的硬素质玩整条线的平推，将晋军的优势发挥出来，何必再玩更多花样。”
这些想法智宵不用讲出来，贯彻晋军最擅长的打法就行了。
讲得更透彻一些，智宵真不认为在阴谋诡计上能玩得过孙武这位兵圣，认定哪怕是错失良机，总比自作聪明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