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郎耿育上书说：“我听说，皇位继承顺序失去准则，废嫡立庶，这是圣人立法严厉禁止，也是古今绝对不能容许的事。
但是，太伯发现季历适合当王位继承人，便退下来，坚决辞让，甚至逃到吴、粤。这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应变之法，不应算作常法。太伯把嫡子的地位让给季历，以尊崇圣嗣，结果姬昌终于统一天下，子孙承业，达七八百年之久，功勋居三王之首，道德最为完备，因此尊号追加到始祖，称为太王。
所以，世上必有非常的变化，然后才有非常的决策。孝成皇帝自知早年没有及时生下嗣子，考虑到，虽然暮年也有可能得皇子，但自己去世之后，孩子年幼，未能掌握国家权力，重要的权柄，必然控制在母后之手，母后过于骄横，就会贪欲无边，无所不为。
少主幼弱，则大臣也不会俯首从命，那时如果没有周公那样的大臣忠心辅佐，恐怕将会危害国家，倾覆扰乱天下。先帝知道陛下有贤圣明达的品德，仁爱孝顺的恩义，独具慧眼，暗下决心，因此就不再去后宫美人们的住所，断绝了由于主幼而带来祸乱的根苗，一心想把皇位传给陛下，以保证汉家宗庙的安定。
有些愚昧的臣子，既不能全力挽救国家的安危，制定长远大计，又不知推广圣王的恩德，遵循先帝的志向，却反复在禁宫内调查审讯，暴露宫闱的陷私生活。诬蔑先帝有惑于美色的过失，造成宠妾因妒嫉杀人。这样便大大地抹煞了先帝圣贤远见的英明，违背辜负了先帝忧国的本意！论大德，就不能拘于世俗的见解；立大功，不必与众人相合。这正是孝成皇帝高明的思维胜过众臣万万倍的原因，这也是陛下圣德广大正符合皇天选择的缘故。
这岂是当世庸碌短识之臣所能理解的道理呢！况且赞美发扬遵循君父的美德，补救消除已往的过失，这是古今共同的大义。事情发生时，不在当时坚持力争，防患于未然，反而各自顺从迎合，阿谀献媚。等到先帝去世后，尊号已定，万事都已完毕，才开始深究无法挽回的往事，攻击宣扬宫闱幽深昏暗处谁也说不清的过错，这实在令我深深痛心！
希望陛下把这件事交付主管官署讨论，假如正如我所说，就应该公开向天下宣布，使小民都知道先帝神圣旨意的起因。不然的话，白白地让诽谤言论伤害到先帝坟陵，再流传到后世，远达边疆蛮族和外国，近则传遍海内，这与先帝将后事托付给陛下的本意，大相径庭了。
孝顺的人，善于遵照先父的遗志，善于完成先人未竟的事业。请陛下考虑。”哀帝也认为，当年能被立为太子，赵太昆后出了大力，也就不再追究此事。傅太后感激赵太后当年的厚恩，赵太后也倾心相结，因此太皇太后以及王氏家族都感到怨恨。
丁酉（初四），任命光禄大夫傅喜为大司马，封高武侯。
秋季，九月，甲辰（十五日），虞地坠落两颗陨石。
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等又上奏说：“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都不应再把定陶藩国的名称，加到尊号之上。车马、衣裳服饰也都应与‘皇’的身份相称。应设置二千石以下官员在那里供职。还应为共皇在京师建立祭庙。”哀帝又将此建议交付臣下讨论，大多数官员都承顺哀帝的旨意说：“母以子贵，应该建立尊号，以重孝道。”
只有丞相孔光、大司马傅喜、大司空师丹认为不可以。师丹说：“圣王制定礼，是取法于天地。上尊下卑的原则，是摆正天地位置的依据，不可以混乱。现在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表示母从子、妻从夫的。要建立官属，设置官吏，车马衣裳服饰与太皇太后一样，是无法表明‘至尊不能有二’的原则的。定陶共皇的尊号、谥号前已确定，从大义出发，不能再改动。
《礼记》说：‘父亲是士，儿子成了天子，祭祀父亲时，虽可使用天子的祭仪，但父亲的殡服仍必须穿士的服装。’说明儿子没有给父亲封爵的道理，是表示尊重父母。成为人家的后嗣，也就成为人家的儿子，因此要为人家穿不缝边的粗麻衣服守三年孝，而对生身父母，则要缩短守孝期，用以表明尊崇被继承人的祖先，重视正统。
孝成皇帝圣恩深远，特意为共皇选定继承人，以承奉共皇一脉的祭祀，使共皇能长久为藩国的太祖，祭庙香火万世不灭，恩义已经备至。陛下既为先帝的继承人，身居嫡系大宗，承袭了宗庙、天地、社稷的祭祀，从大义出发，就不能再承奉定陶共皇，到共皇祭庙去祭祀。现在要在京师为共皇立庙，派臣下去祭祀，这是无主的祭祀。
再有，皇帝的祭庙，当亲情已尽时，就应当撤除。白白放弃一个藩国太祖万世不堕的祭祀，而去趋就一个既无主，将来应撤除，又不符合正道的祭祀，这不是尊崇厚待共皇的作法。”师丹从此渐渐不称哀帝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