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匈奴侵犯河东郡。
十四年（戊戌，公元38年）
夏季，邛王任贵派使者呈递三年的计簿，报告人口、赋税、治安等情况。刘秀任命任贵当越太守。
秋季，会稽郡瘟疫流行。
莎车王贤、鄯善王安都派使者进贡。西域各国被匈奴的大量征敛所苦，都愿归属汉朝，愿朝廷重新设置都护。刘秀因为中原刚刚平定，不肯应许。
太中大夫梁统上书说：“我看到，元帝初元五年，死罪减刑的有三十四件。哀帝建平元年，死罪减刑的有八十一件，其中四十二件是亲手杀人，而作减死一等判决。从此以后，成为惯例，所以人们轻率犯法，官吏轻视杀人。我听说做君主的道义，是以仁义为主。
仁是爱人，义是坚持原则。爱人就要以除暴为目的，坚持原则就要以消灭祸乱为中心。设置刑罚在于适中，不能偏轻。高祖承受天命，制订法令，确实都很恰当。文帝只取消了肉刑和连坐法，其余全都遵循旧制。到哀帝、平帝继位，在位时间短，处理案子还很少。
丞相王嘉轻率地穿凿附会，删减先辈君王的既定法律规章，几年之间有一百余件事，有的不合道理，有的不得民心。我谨把其中对大体为害最严重的，附在后边，向您陈奏。希望陛下命令主管部门，仔细选择好的律条，制订一部不容更改的法典。”刘秀把梁统的奏章交给公卿讨论。光禄勋杜林上奏说：“汉朝初兴时，废除苛政，四海之内欢欣鼓舞。
等到以后，法令逐渐增多，连果桃、菜蔬之类的馈赠，都集中起来成为赃物。小的事不妨害大义，也要判处死刑。以至于发展到有法不禁，有令不止，上下互相掩护逃避，弊病更加严重。我认为应沿袭原有的法令条文，不宜于重新制订修改。”梁统又上奏说：“我所奏请的，并不是说要有严刑峻法。《书经》上说：‘治理百姓，刑法要适中。’适中的意思是不轻也不重。
从高祖到宣帝，天下被称为治平，到元帝、哀帝时，盗贼渐渐增多，都是因为刑罚不适中，愚昧的人轻视犯法所造成的。由此看来，减轻刑罚的作法，反而酿成大祸。对奸诈不轨的人施恩，就是伤害善良的人。”这件事情被搁置，没有再交付讨论。
十五年（己亥，公元39年）
春季，正月辛丑（二十三日），免去大司徒韩歆的职务。韩歆性格刚直，说话不隐讳，刘秀往往不能容忍。韩歆在刘秀面前有根有据地说天下将有严重的饥馑荒年出现，并指天划地，言辞非常激烈，因此被免职，回归故里。
韩歆走后，刘秀仍然不能消气，又派使者宣读诏书责备他。韩歆和儿子韩婴全都自杀。韩歆平素享有重名，无罪被逼死，人多不服，刘秀于是追赠钱谷，以完整的礼仪安葬他。
臣司马光曰：从前，商王武丁对傅说说：“如果药物不能使人感到昏眩，疾病就不能痊愈。”激烈直率的话，对臣子不利，却是国家的福分。所以君王日夜寻求这样的话，唯恐听不到。可惜呵，在光武帝时代，韩韵竟因直言进谏而死，岂不是仁义圣明的缺欠吗！
丁未（二十九日），有异星出现在昂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