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四个月过去，中国发生了一件震惊全世界的事。
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23分，当大帅张作霖乘坐的专车钻进京奉(北京至沈阳)铁路和南满(吉林至大连)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一声巨响，三洞桥中间一座花岗岩的桥墩被炸开，桥上的钢轨、桥梁炸得弯弯曲曲，抛上天空，大帅的专用车厢炸得只剩一个底盘，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炸得血肉模糊，头顶穿入一个大铁钉，脑浆外溢，当即死亡，而大帅被炸出三丈多远，咽喉破裂┅┅大帅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后，于当日死去。
这件事是日本人干的。
今年5月初，张大帅抵挡不住国民党新军阀的“北伐”，只得通电求和，而此时，日本却对他日益不满，原因是日本帮助他消灭了对手，可张大帅却不愿满足日本在东北得到的权益，当国民军迫近京、津之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惟恐战乱波及满洲”，一面增兵青岛，威胁南军北进，一面按其“东方会议”的决策，对张大帅施加压力，迫张及早离京。
5月13日、15日，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要他“解决满蒙诸悬案”。据《时事新报》揭露：当时日本曾向张“提出条件十款，其苛毒不忍言”，有人回忆：芳泽曾屡次逼张，要他履行所谓的“密约”，为逼张退回东北。
5月17日晚，日使芳泽会见张大帅，与张谈至深夜，芳泽说：“大势已经如此，为使战乱不波及京、津，收拾军队撤回满洲以维持满洲治安，我想无论对中国国民还是对奉天派都是万全之策。”张大帅听后不悦，严词 拒绝其请，芳泽继续追问说：“你们能打过北伐军吗？！”张大帅说：“若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回关外。”芳泽说：“恐怕未必回得去吧。”张大帅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芳泽见他不上其圈套，便向他威胁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你对此应负一切责任”。这一连串的威逼，使张勃然大怒，由座上猛地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地向地下一摔，搕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说：“此事（指张宗昌杀日侨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岂有此理！”说完他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三个多小时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5月18日，日本对交战双方发出警告，声称：“动乱行将波及京、津地方，而满洲地方亦有蒙其影响之虞，夫满蒙之治安维持，为帝国之所最重视，苟有紊乱该地之治安......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计，不得不取适宜且有效之措置。”在这“警告”发出的前后，日本加紧了逼张的活动：既催张退回东北，又乘机向张勒索“满蒙”的权益。
那时，张大帅本想“留在关内”，他对日本的逼迫行径“非常不满”，因而不但口头上拒绝了芳泽的“劝告”，而且于1928年5月25日发表书面声明，反对日本的“警告”。
日本见张不听摆布，对他继续施加压力，警告他：如果不听劝告，失败后想回东北，“日军当解除其武装”，同时，日本关东军也开赴沈阳、锦州、山海关等地，并将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至沈阳，在沈阳满铁借用地分设六大警备区，日侨也组织日勇千余，剑拔弩张，在这种形势下，张大帅见大势已去，不得不表示离京。
在日本迫使张大帅退回东北的时候，奉系内部的“新派”，为便于和蒋、阎妥协，也劝张离京，当时报刊报道说张大帅“有不得不出关的苦衷”：（一）张不离京，一切妥协和其他事均无从说起；（二）奉军新派人物，均极盼张速去，以望与党方合作，同时，奉张在军事上节节失利，军心早已动摇
张学良、杨宇霆等亦“力劝老帅回奉”，5月30日，张大帅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举行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1日下午，“邀外交团入府”，在怀仁堂与外交团告别，他在致词中，以极悲痛的语句，向各国使团表示他的“讨赤”立场，他说：“余为中国计世界计，始终矢志讨赤，至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即余在满洲时......亦未尝一日忘怀，今后仍然请各位放心。”6月2日，张大帅发表了“出关通电”，说明自己到北京“本为救国而来，今救国志愿未偿，决不忍穷兵黩武，爰整饬所部退出京师。”
这次张大帅回东北，日本提出了最后通牒，胁迫他同意日本的要求，张大帅却仗着自己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不肯松口，于是，日本关东军决定在张回东北的路上除掉这根眼中钉┅┅
对这件事其间的原委细节张天东等人虽不知情，但同是绿林出身的张大帅却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张大帅不仅为人心胸开阔、知恩图报、豪爽大方、讲究义气，而且，更让人敬重的是他的民族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