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士大夫们觉得这个国家他们也有份。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北宋的皇权和汉唐略有不同，主要是较大的受到各种律法以及宰相、言官的制约。
宋朝建立后设置了大量法律，包括律、敕、令、格、式，针对中央和地方有多种不同因地制宜的法规，对于皇室、外戚、宦官，也有多种家法管束。
同时太祖太宗时期宰相权力的扩大，本朝台谏制度的完善也让皇权有了诸多制衡。
仁宗也没办法一意孤行，这已经是他尽最大努力争取的结果了。
皇帝憋屈，却反过来安慰黄青道：“小七你也不用担心，我已经狠狠申饬了那两个混账，他们不敢再向你家生意动手的。”
黄青不知道朝堂上的闹剧，坦然接受了仁宗皇帝的好意。
他倒不怕正常商业竞争，以他的经营手段，在市场营销方面能活活玩死千年前的古人。
奈何两位跋扈的藩王手段太过下作，杀人放火的事都干得出来。
现在听到皇帝已经警告过两人，又关了他们禁闭，心里也不由松了口气。
同时对于安排后手、保留底牌的想法更加急迫，他讨厌这种把身家性命交在别人手里的感觉。
黄青决定，回去就着手增加底牌！
他出声道谢，说的可怜兮兮：“多谢陛下关心，有了您的庇护，侄孙儿家的生意就不怕被人巧取豪夺了。
姑祖父您不知道，最近家父家母好几天都睡不着觉，深怕半夜醒来，宅子里又失火了……”
仁宗皇帝通过皇城司也了解过酒坊差点失火的事，这也是他想从重处罚邕王兖王的原因：“好啦！不必如此惺惺作态，有什么事朕会给你做主的。”
提到生意，仁宗皇帝突然想到黄青之前关于一个酒坊养活几千户的话题。
这个问题他最近几天确实一直在思考，现在终于有了一些想法，准备拿来劝解黄青。
“小七，商贾之中多狡猾之辈，你把心思多用在读书上，切不可本末倒置。”
黄青撇了撇嘴，不屑道：“商贾奸猾，难道读书人就不奸猾？朝堂上多的是奸猾之辈。”
仁宗很不开心，斥责他：“不要妄议朝中官员！”
又苦口婆心道：“之所以说商贾奸滑，其主要在于商人惯会囤积居奇、哄抬市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如果朝廷鼓励商业，会让整个大宋充满铜臭，士人无心读书，百姓无心耕种，这绝非国家之福。”
黄青不敢苟同：“姑祖父，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他老人家都这么说了，可见君子并不是非要跟商贾完全划清界限。
我曾听闻，南方已经有一些屡试不第的读书人在经商了，他们把自己叫做儒商，奉行以义理财。”
“以义理财？”
仁宗仔细琢磨这句话，越琢磨越觉得颇有道理。
能没道理嘛，这话是多年后王安石变法时说的。
王安石着书详细阐述了他对于义利之辨的思考。
要谈义利，先谈人性。
王安石推翻了孟子、荀子等人的观点，直追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
他认为天性无所谓善恶，既不善，也不恶，纯靠后天学习。
继而又说，义与利并不对立，而是可以统一的。
公利便是大义，为国理财谈的是利，其结果却是义。还说“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
又说杨朱只知利己是不义，墨子只知利人是不仁，利人利己相结合才是仁义。
王安石的言辞黄青大部分都认同，但在当时的读书人看来就太过激进了。
他说人有常性、常寿、常产，又不受骚扰盘剥，才能有良好的道德情操。没有安定的物质生活，人就不可能有好的道德，没有好的道德社会就会动乱。
可以简单的概括为：穷逼没资格谈义！穷逼别来扯道德！朝廷必须把穷逼变少，再通过道德教化，君子才能变多，社会才会安稳。
跟现代人理解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类似。
只是当时的读书人还信奉“君子固穷”，意思是哪怕我再是穷逼也得以坚强的定力，不为物所累，不为名所感，不为利所动。
这也是义利之辨的核心冲突，到底是“义在利之先”还是“利在义之先”。
黄青不想挑起文化纷争，宋代的读书人都爱较真，真挑起义利之争。那好了，啥事都干不成，说不定还会演化成党争，那时一帮朝中大臣就会啥正事不干，整天都琢磨怎么给对方扯后腿。
现在他向仁宗解释的，仅是以商富国的道理，主要讲述怎么以商业手段，让各方都受益。
仁宗皇帝听了他的想法，皱眉道：“如果要做到商业兴旺，需要大量的钱——也就是你说的资本流通起来，可我大宋一直处于钱荒中，根本没办法实现你的想法。”
黄青笑道：“说起钱荒，大宋真的缺钱用吗？不，在我看来正常使用的钱是肯定不缺的，只是这钱都让大户们囤起来了。
朝廷采铜造钱，几经周转最终都会流到大户手里，大户们又没有多少花钱的地方，只好把钱囤起来以备不时之需。造多少囤多少，钱都不流通，所以就有了钱荒。”
仁宗皇帝也知道这个道理，但这是死结，你不可能拿刀逼着大户们把钱交出来吧，那不成土匪了？
黄青明白仁宗在想什么，解释道：“所以孙侄儿在想，有没有一种办法，让大户主动把钱拿出来。”
“主动把钱拿出来？”仁宗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他太知道那些大户们的德性，都是属貔貅的，只进不出，他摇头道：“大户们又不是傻子，怎会主动把钱拿出来。”
“这就是侄孙儿刚说的，用商业手段让他们心甘情愿的掏钱。”黄青详细解释：“比如我家的香皂，如果推广到全国，那么大户们每月至少要花几贯购买。
十万个大户每月就会拿出几十万贯的铜钱出来流通，而这些钱我又通过购买原料、发薪酬，流入到养猪的百姓、劳作的佣工手里，百姓们拿到钱后又会买吃穿用度的东西，钱就这么流通起来了。
朝廷每年也可从这些流通的钱里收到至少几万甚至十几万贯的税收。岂不美哉？”
看仁宗没太在意，也是，几万十几万贯，对于大宋每年几千万贯的财政收入来说，确实不值一提。
黄青加码：“陛下，这还只是单一的商品，如果有十种日用商品，年税收会在百万上下，百种商品就能达到千万。千万贯啊！”
闻听此言，仁宗开始认真思考起来。
其实黄青又在偷换概念了，不是所有产品都是生活必需品，也不是所有东西都属于消耗品，同时又有这么高的适用性。
仁宗也很快想到了这点。
不等他询问，黄青继续忽悠：“至于其他商品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头绪，但还没有真正的成型，陛下也可以召集一些能工巧匠琢磨这件事。”
黄青想先改变最上层的观念，让大宋有研发创新的思维。
可惜，仁宗有些不以为然，黄青虽然说了一些商业的好处，他也认可。但他仍旧认为这事有些不切实际，哪那么容易就能找到让所有大户都愿意掏钱的商品？
见此情景，黄青决定继续给仁宗洗脑，先从根子上贬低传统单一的小农经济：“陛下，从三皇治世到秦一统六国，再到汉唐及我朝，历朝历代都在重农抑商。
导致的结果就是靠天吃饭。百姓的生活水平、物价、国家的强弱，都是由年景来决定的。年景好，则物贱、民安，国有库余；年景不好，则物价腾涨，民饥国穷。
而这也让不管是穷人也好，富人也罢，还是勋贵官宦，所有人在有了钱之后，都会置地囤钱，因为没有其他渠道盈利。
这又会导致土地兼并严重，毕竟大户囤钱多，抵御天灾的能力更强，那些抵御不了天灾的小民只好把地卖给大户，投身当佃户。
大地主们可不会在乎佃农的死活，地给谁种不是种呢？
这又会变成一种情况，那就是灾年活不下去的失地农民，在走投无路之下只能化身为匪，当匪越来越多，就会喊着“均贫富”的口号，形成席卷州县的兵灾。”
这话让仁宗深吸一口气，他想到了宋初王小波、李顺起义，不就是喊着“均贫富”的口号，席卷了整个川峡地区么。
这场起义的规模虽限制在川陕四路，但影响却很大，五十余年过去，而今仍陆陆续续有起义农民喊着这个口号，杀官造反。
仁宗对此不得不重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