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我多年来工作的习惯。当年我人在加拿大，陈可辛的《情书》映礼请我去参加。我想中国人一定要互相打气，我一定要去捧场，就从加拿大飞过去LA专程帮他站台。包括那时候周润的《防弹武僧》，我也去帮他站台，多一个人出席就多一份力量。我是这样想的，但可能很多人并不是这样想。
1992年，我们在长春拍戏，在一个老的火车站，我们在火车上面拍，底下就有那种卖瓜子的小摊，摊主是个老婆婆。休息的时候我往窗外看，就看剧组里很多人都到老婆婆那儿，抓一把瓜子转头就走。我觉得很奇怪，就把他们叫过来：“你们干什么？给钱了吗？”他们说：“大哥，我们给了，给了5块呢！”我走下火车，沿着火车道往两边看，看不到底也看不到头，就问：“老太太你是怎么来的？”“我每天早上推着车过来。”“这些瓜子都卖完是多少钱啊？”“大概几块钱吧，他们给了我5块，我就给他们随便吃。”我那时候也不了解内地的物价，也不知道瓜子真就是一毛钱一大把，就说这个太离谱了，我给你100块，你今天早点收工回家吧。
那时候火车还是烧煤的，片场附近有个废弃的火车头，里面有个大水箱，打开盖子里面都是水，特别脏。拍戏的中间，我就老看见旁边一个小孩子，才八九岁，就在那个火车头的大水箱里面游泳。在片场溜达久了，他也认识我了，每次就看他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有时候嘴里还叼根烟，浑身上下脏得哟，全身都是黑的，还跟着剧组的人管我叫大哥。有天我就跟他说，你干什么的？怎么这么脏？给你300块，先去洗个澡，再去买套衣服！
没想到他还挺听话，一个下午之后回来了，哇，白得呀，干净得我都认不出来了，还穿着一套全白的衣服回来：“大哥，我洗过澡了！”我说：“不错！”
第二天我再看，又变回一个小黑孩儿了。
我在香港的办公室经常有世界各地的影迷来，等在门口想见我。很多年前，内地到香港还很不方便，所以从内地来的影迷并不多。有一回我在香港拿了个社会学的荣誉博士，领完奖之后很开心，就往办公室走，回去要马上准备庆功宴，还要做一些访问，急匆匆的。路过门口时就看到一个男孩子，年纪不大，那天很冷，他穿得很少，身上只有一件毛衣，已经有点弄破了，也不是很干净。我的车子很快经过他身边进了公司里面。进去之后心里却老在想着外面这个影迷，就叫我的工作人员出去看一下他，问问情况。一问才知道是内地来的影迷，费了很多周折和旅费才来到香港，就希望能见我一面。我一听就先放下手边的工作，让人把他请进来。他走进来的时候，抱了三本大大的剪贴簿，冷得还在不停流鼻涕。我让人给他倒了热茶，让他坐下缓一缓，暖和一下。把剪贴簿拿过来看一看，又站起来拍拍他，这一拍他直接哭了，可能是委屈加上兴奋吧，一下子爆出来，我也有点不知所措，又找人给他拿了一些签名照片和小礼物。
我是苦出身，所以对各行各业最底层的人都有好感，尤其是像饭店服务员啊，空中小姐啊，都会比较照顾。有一次我们去台湾，当地的朋友招待吃饭，在一个饭店的包厢里面。服务员里面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刚工作不久，动作还不算很熟练。中间她过来帮大家倒茶，手不稳，个子又小，一不小心就把茶淋到了椅背上的衣服上。我看她一下子很紧张，也不管那件衣服是谁的，马上跟她说：“没关系没关系，衣服都可以洗，你有没有烫到？”我这样一说，在座的别人肯定也不好意思责备她了。她听我这么说，加上原本就紧张，快要哭出来，我赶紧又说：“没关系的，你不要害怕。”
平时坐车走在路上，只要是看到流浪汉或乞丐，我都会叫人拿一些钱给他们。很多朋友也会劝我，大哥，那都是骗人的。可是对我来说，管他是不是骗人的，我自己开心就好。就算车子开走，他在后面骂我傻瓜，那又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