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伟没提防，被女人一头撞在腹部跌倒……
宁伟这次的祸惹大了，那个打老婆的丈夫被他一脚踢断了3根肋骨，内脏也受了伤。这件事是牵扯到军民关系的重大问题，地方政府和军政治部都很头疼，因为那个挨惯了丈夫毒打的女人不依不饶，非要部队领导给个说法不可。钟跃民和营里的孙教导员这几天就像孙子，每天提着水果去医院看望伤员，任凭那女人没完没了地数落。他和孙教导员赔着笑脸，已经把好话说尽，却仍然得不到谅解。钟跃民没受过这种鸟气，他私下对孙教导员说：“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挨揍了，这娘们儿是欠揍，连我都想揍她。”
孙教导员说：“行啦，钟连长，本来这事就够棘手的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从明天起，你就别跟我去医院了，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赔着笑脸和那女人说好话时，拳头都攥紧了，我真担心你控制不住。哼，宁伟可真是你带出来的好兵。”
在经过一轮艰苦的谈判后，事情终于解决了，由地方政府斡旋，部队赔偿了一大笔钱，那女人还提出两个额外的条件：一是要把住房翻新一下，二是要部队给宁伟判刑。第一个条件倒好解决，让钟跃民带着一连的战士去盖房就是了。第二个条件就难办了，按理说，宁伟的行为是见义勇为，从法律角度看，即使是打老婆也是违法行为，宁伟作为一个军人，在他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理应站出来制止，部队也应该提倡和鼓励这种行为，关键在于宁伟那一脚太厉害，竟把人踢成了重伤，这样就使问题复杂化了，要是仅凭这一点把宁伟判了刑，部队干部战士的工作就很难做了，今后谁还敢见义勇为？总不能要求军人们在制止不法侵害的时候，还要求对方出示结婚证吧。
最后政治部的李主任亲自出马调解，双方都作了让步才把此事摆平。部队的承诺是将宁伟作复员处理。受害人一方表示可以勉强接受，不再追究了。
宁伟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了。
处理决定下来的那天，钟跃民拒绝由他来宣布，否则他也要求转业。一连的指导员吴满囤阵亡后，新的指导员还没有派来，指导员的工作一直由钟跃民兼任。孙教导员百般无奈，只好自己来一连向宁伟宣布处理决定。
对宁伟的处理决定还没宣布完，一连的战士们就炸了窝。他们轰的一下全站了起来，把孙教导员吓了一跳。这些刚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脾气暴躁得很，威信稍差些的干部根本约束不了他们，孙教导员求救似的看着钟跃民，钟跃民只好吼了一嗓子，这才压住阵脚。
在一连连部，宁伟双手抱头，沮丧地坐在桌子前，一声不吭。
钟跃民和连里的几个排长站在一旁。
孙教导员怒气冲冲地说：“宁伟，我知道你委屈，可你也不想想，就算你是见义勇为，你也得问清楚再管呀。这下可好，一脚把人家3根肋骨都踢断了，人家不依不饶的，政治部李主任亲自去做工作，嘴皮子都磨破了，人家还是不干。你这个宁伟，怎么一点儿脑子都没有？一出手就这么狠，你那一脚能踢断一棵小树，能随随便便踢人吗？你这祸可闯大啦。”
钟跃民话里有话地说：“那娘们儿就是挨揍挨惯了，不挨揍都不舒服，你非要去管闲事，这下管出麻烦了吧？”
二排长说：“教导员，这事儿我也想不通，要是让我碰上了我也得管，那家伙拿棍子把人打得满地乱滚，简直就是行凶杀人，稍微有点儿正义感的人都会管的，谁知道人家是两口子呀？”
孙教导员说：“行啦，二排长，你就别跟着添乱了，上级要是听咱的，不就没事了吗？问题是这件事咱们谁说了也不算，是政治部决定的。”
宁伟突然伤心地哭了：“连长、教导员，我求求你们，替我向上级说说，别让我复员，我实在舍不得离开部队，哪怕不提干，继续当兵我也愿意。”
钟跃民不忍地说：“教导员，咱们一起去政治部找李主任求求情行不？宁伟是我们连最好的代理排长，各项军事技术都过硬，这次作战又立了二等功，提干的命令也快下来了，不能就这么把前程给毁了呀。”
孙教导员神色黯然：“宁伟，我何尝不想留你，该说的我都说了，我甚至拿党籍、军籍担保，求政治部放你一马，我保证宁伟会吸取教训。可这没用，政治部的决定是不可能更改的，李主任还把我批了一顿。”
钟跃民情绪激动地嚷道：“那就这么完啦？好好的一个兵，犯了这点儿事，就把人家轰出部队了？”
二排长小声骂道：“这个李主任真他妈的……”
孙教导员喝道：“住嘴！二排长，我看你嘴上也缺个把门儿的。”
钟跃民难过地说：“宁伟，这件事怨我，我要是不批你假，就不会有这事了，我对不住你呀……”
宁伟擦干眼泪站了起来，神色平静地说：“连长，是我命不好，赶上这件倒霉事了，我没什么可抱怨的，复员就复员吧，我认命了，谢谢各位。”
大家都不说话了，所有的人都表情复杂地望着宁伟。
这年年底，宁伟等一大批老兵都复员了，随之又是一批新兵拥进军营。此时钟跃民也向上级递交了转业报告，谁知被上级驳回，还捎带着一顿批评，这使他很恼火。
有一次，他去司令部大楼找张海洋，结果在楼道里碰见政治部的李主任，李主任和钟跃民很熟，他见到钟跃民很高兴，还热情地邀请钟跃民去他办公室坐坐。钟跃民一见李主任情绪不错，便以为有机可乘，于是旧调重弹：“李主任，我还想和您谈谈关于转业的问题。”
李主任一听就收敛了笑容：“谁想转业？”
“我想转业。”
李主任火了：“胡闹，这会儿和我谈转业的事，亏你想得出来。当兵不是逛公园，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转业不转业不是你说了算，是组织说了算，想在部队长期干的，组织未必让你干，不想干的，组织未必同意你走。钟跃民，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向你明确表态，想走？没门儿，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在部队干吧。”
李主任转身走了，钟跃民站在那里发愣。
张海洋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说：“得，捅了马蜂窝吧，这身军装就这么好脱？李主任的意思你明白吗？想走的，部队偏不让你走，等你不想走了，部队就该轰你走啦。”
钟跃民在李主任那儿碰了一鼻子灰，自然没好气：“你幸灾乐祸什么，你不是也要调到北京总部机关去吗？”
张海洋说：“没戏了，自从去年我父亲去世以后，调北京总部的事就黄了，人一走茶就凉，以前答应帮忙的人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算了吧，我也不想调了，凑合着混吧。”
钟跃民一听便兴奋起来：“不调了？那好，明年跟我一起打报告，咱俩一起转业，这回你得听我的，当初要不是你和满囤藏起了老子的裤衩，我何至于现在求爷爷告奶奶……”
一提起吴满囤，两个人都沉默了。满囤阵亡后，钟跃民和张海洋费了不少周折，他们把满囤的大弟弟满仓弄到部队当兵，不过满仓可没有哥哥幸运，他只能当几年兵就复员，永远没有提干的可能。本来钟跃民打算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连队，也好照顾一下，但满仓只上过一年学，基本上是个文盲，要不是沾了烈士亲属可以破格入伍政策的光，他连兵都当不成。侦察分队对士兵的要求比较高，满仓实在不适合留在一连，于是被分到工兵营。钟跃民和张海洋还定期地给满囤的父母寄些钱和军装，他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情绪归情绪，但工作是不能不干的，而且还要干好，钟跃民不会因为闹情绪就把连队的工作扔在一边不管。结果是他干得还不错，侦察营的3个连队里，一连的各项工作总是第一。上级认为，钟跃民带兵还是有一套的，虽然这个连长毛病很多。
在上级主官的眼里，这家伙是个典型的另类人物，他很少对士兵进行传统教育，有时还嘲笑指导员的工作方法。如果战士们对上级领导有什么不满的话，钟跃民不但不制止，还会和战士们一起大发牢骚。1979年的战争结束后，钟跃民被前指首长指定授予二等功。谁知过了些日子，政治部听到有人反映，钟跃民竟把军功章给一个来队家属的孩子玩，那孩子玩着玩着居然把军功章给玩丢了。指导员当时就急了，要发动全连战士去找，钟跃民却轻飘飘地说：“丢就丢了，谁戴不是戴？‘**’那会儿的纪念章都是抢来抢去的，我就没少抢人家的纪念章。”
指导员说：“这是纪念章吗？这是荣誉，而且是最高的荣誉。”
钟跃民说：“扯淡，就是纪念章，你要喜欢，找着了你就留下，我送你了。”
政治部李主任听到这些事的时候气得浑身哆嗦，把钟跃民叫到政治部大骂了一顿。钟跃民一脸无辜：“李主任，这好比我丢了钱包，结果警察没抓着小偷倒把我抓了，要我承担责任，这不是不讲理吗，我招谁惹谁了？”
钟跃民也觉得奇怪，命运总和人开玩笑，那个倒霉的宁伟如此热爱军人这个职业，可到头来军队却不能留他，而自己数次要求转业，偏偏军队却不放，不但不放，职务还不断地变动，先是当了副营长，后来又扶了正，成了侦察营的营长。在这期间，钟跃民还数次带领侦察分队去边境地区参加轮战。
钟跃民的职务最后一次调整是因为军侦察营的建制撤销，他指挥的原军侦察营改为军区直属特种侦察大队，钟跃民被任命为大队长。虽然他的职务还是正营职，但他所指挥的部队性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不是以前的普通侦察分队了，而是一支地地道道的特种部队了。
特种侦察大队成立后，特种兵的装备及训练科目也有了很大变化，以前的侦察营连钟跃民都算上，谁也没受过伞降和机降训练，而现在这些训练项目是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掌握的。不只这些，部队还装备了火箭式单兵飞行器和动力翼伞，这些新式装备是老侦察兵们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身为大队长的钟跃民不光要训练部队，连他自己也需要重新接受训练，转业的事只好先放下了。
1977年年底，郑桐以绝对的高分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蒋碧云的成绩也不错，她如愿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到了1981年，郑桐和蒋碧云经过4年的大学生活顺利地毕了业，郑桐被分配到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蒋碧云被分配到一所中学当语文教师。
郑桐到单位报到后，人事部门按惯例告诉他，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报到后有一个星期的假期，可以处理一下个人的私事。郑桐打算利用这段假期和蒋碧云好好亲热一下，这几年两人离多聚少，又不在一个学校，很难有时间在一起。郑桐觉得实在难熬，他曾和钟跃民通过长途电话，郑桐在电话里发牢骚，说自己简直成了和尚，过着晨钟暮鼓、清心寡欲的生活。电话那边的钟跃民一听就火了：“你还是和尚，那我他妈成什么啦？我他妈的快变成中性人了，军营里连母猪都看不见，就别提女人了。孙子，你知足吧。”
郑桐告诉妹妹：“咱们都对对表，现在是上午9点，从现在起，直到22点之前，家里就是出了人命也不许回来，听见没有？”
妹妹郑岚挖苦道：“哥，我看你眼里都发绿光了，就像一只饿了很久的老狼一样。”
郑桐坦然道：“没错，你哥我饿了十几年了，眼睛当然绿了。”
郑桐为今天的幽会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可到底也没能如愿。蒋碧云打来电话：“郑桐，有兴趣看看画展吗？”
“那要看看是什么级别的画展，要是年画、剪纸什么的就算了。”
“告诉你，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法国罗浮宫藏画展，再有两天就结束了，你去不去？”
“去！”郑桐立刻从沙发上蹦了起来，“本来我打算今天和你好好亲热一下，没想到赶上了罗浮宫的藏画展。罢了，罢了，还是去看画展吧，那种事以后还可以补，要是错过了罗浮宫的藏画展，可是没地方补去。”
罗浮宫的藏画展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办在美术馆，而是办在北京展览馆，看画展的人在售票窗口前排成长队。郑桐和蒋碧云到的时候，长队排出足有500米，两人排上队以后，郑桐就想起了1968年他们排队买芭蕾舞票的往事，回忆起当年的情景，郑桐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展览厅里人很多，看来都是些比较懂行的人，他们知道罗浮宫藏画的艺术价值，也知道机会难得，也许这辈子只有这一次机会，毕竟能去巴黎参观罗浮宫的人不多。郑桐和蒋碧云看得很仔细，郑桐看着看着竟骂起人来，他认为罗浮宫的管理机构在糊弄中国老百姓，最有名的画都没拿来，只展出了一些二三类作品，比如最有名的《蒙娜丽莎》居然是复制品，还展出了一座米开朗琪罗《大卫》的复制品雕塑，说是复制品都高抬它，原作是用花岗石雕成的，你哪怕是用花岗石照原样再雕一个，也让咱没话说，可这件复制品竟然是用石膏浇铸的。郑桐大为恼火，这座雕塑的真迹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个广场上竖着呢，又不是你罗浮宫的藏品，你跑到这儿充什么大尾巴鹰？你哪怕是把路易十六的马桶拎来，只要是真迹，也好歹是个文物，有这么糊弄人的吗？
这次画展中，只有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大卫的名作《马拉之死》是最有名的油画，是不是真迹不好说，但至少没有标明是复制品。画面上的马拉赤身躺在浴盆里，鲜血从创口中涌出，已经死去的马拉脸上带着一种绝望的表情。
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带着几个年轻人站在油画前评头论足，听他的口气，好像是美术学院的老师在给学生讲解。于是郑桐和蒋碧云也成了他的学生，两人老老实实地站在一旁听这位老师讲解。
“我认为画面上马拉的形象是作者按照马拉真实的相貌创作的，因为大卫和马拉是同时代的人。大卫生于1748年，到1793年马拉遇刺时已经45岁了。注意，他只比马拉小5岁，而马拉当时是巴黎的名人，经常在群众集会上讲演，巴黎的市民几乎都见过他，画家大卫显然也熟悉马拉的相貌，也幸亏是大卫把他画下来了，不然我们今天怎么会知道马拉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呢？那时还没有发明照相机嘛。大卫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的代表，皇家学院院士，早期作品还带有洛可可风格，后来转为古典主义，这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同学们请看，这幅油画以极为简洁的古典手法成功地将肖像的描绘、历史的精确性和崇高的悲剧性结合在一起，有力地突现了这位‘人民之友’的英雄主义特征，成为纪念碑式的现实主义历史画名作……”
郑桐突然小声说了一句：“误人子弟……”
那位老师和几个学生都把目光投向郑桐，从他们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位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人出口不逊表示出一种无声的愤怒。
郑桐若无其事地对蒋碧云说：“走吧，这儿的空气令人窒息。”
两人刚走出几步，后面那位老师说话了：“那位先生，请留步。”
郑桐和蒋碧云停住脚步转过身来。
“这位先生，请您对刚才的话作出解释，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冒犯了您，使您作出如此粗鲁的反应。”
郑桐扶扶眼镜：“您真想知道？”
“当然。”
“那好，首先我得向您道歉，请原谅我出口不逊，对不起。不过您刚才对您的学生讲到的对马拉的评价很不入耳，坦率地说，您在误人子弟。”
“哦，愿闻其详。”
“您凭什么认为马拉是个英雄？我看他不过是个嗜血者，除了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暴民所爱戴，稍有理性的人都认为马拉是个刽子手。说到英雄，我认为恰恰应该是刺杀马拉的人——夏洛蒂·科黛，她才是英雄。”
一个女大学生说：“先生，我对法国大革命不太了解，教科书上说它是最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马拉是当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是被称为‘人民之友’的英雄。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和我们探讨一下。”
“可以，首先我要讲明的是，‘人民之友’并不是马拉的称号，而是马拉在1789年创办的一份报纸。不错，《人民之友》是为底层民众说话的，但是由于它的非理性，也将底层民众的破坏欲煽动起来，最后演变成暴民政治。1790年以后，马拉开始抛弃自己原先标榜的自由平等理念而倡导独裁，并且鼓吹革命恐怖，此时杀戮成了主要目的。1793年是法国大革命的一道分水岭，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人开始着手清洗反对派，推翻吉伦特派，由马拉自任**，成立了公安委员会，开始了血腥的恐怖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大约有40万人被处死，没有正常的审判程序，任何人的一句诬告都可以将一个无辜的公民送上断头台。诸位应该感到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不然凭诸位先生小姐的气质、谈吐、衣着及所关注的问题和谈话方式，就可能会被当作贵族送上断头台。如果仅从底层民众对事物的好恶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那就太可怕了。我们可以作一个荒唐的假设，假如马拉先生复活了，而且嗜血的恶习未改，他现在正藏身于北京某个胡同里为《人民之友》撰写文章。马拉先生固执地认为，今天来参观画展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因为他们的这种爱好和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并且出身可疑，即使不是贵族，也不会来自底层民众。如果杀掉这些倒霉蛋就可以使人类获得幸福的话，那何乐而不为呢？不知各位是否愿意为了人类的幸福做那被献上祭坛的羔羊。”
那个老师不以为然地反驳道：“对待历史，要看它产生的后果，您不觉得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给世界带来民主和自由的声音，促进了未来整个欧洲民主化的进程？”
郑桐说：“对不起，您混淆了概念，是法国大革命促进了欧洲民主化进程，而不是马拉等人，他们不过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段血腥暴政的代表人物而已。雅各宾派的暴政统治只维持了一年多，马拉等人已经成为一个血腥的集体犯罪集团。他们号召人们起来屠杀，点燃人们的仇恨之火，煽动人们的极端无政府主义狂热，他们以自由的名义剥夺无辜公民的自由，以平等的名义屠杀贵族，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践踏法律，践踏人类的尊严，践踏人类至高无上的生命权。至于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我同意一位历史学家的观点，他认为：就当时的法国而言，它是反人权的暴政。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事件不应看它是否给未来和旁观者带来福音，而应看它是否给当时其本地域和当时代的人们带来福祉，因为人权是指当时当地的人权，而不是指未来的人权，也不是旁观者的人权。”
那位老师说：“可是……先生，从我接触到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资料来看，它丝毫没有表现出您所说的血腥气，只是说到群众把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送上了断头台……”
郑桐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所以我觉得您在误人子弟，您要明白，教科书只能代表一种观点，而未必是历史的真实。您为什么不多看一些资料？像米涅的《法国革命史》、霍布斯的《利维坦》、博洛尔的《政治的罪恶》这些书，国内都有译本呀。”
“等等，请允许我把书名记下来，我要读过以后再得出自己的观点，因此您刚才说的也只能是您的一家之言。”
“我欣赏您此时的治学态度。顺便问一句，看您的岁数，‘**’初期您已经当教师了吧？”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两年。”
“您是否被运动触及了灵魂？遭到过暴力攻击吗？”
“当然，那时候当教师的大都在劫难逃，挨斗和挨打是免不了的。”
“那我提醒您注意，如果您还认为暴民政治的鼓吹者和嗜血者是英雄的话，并且继续把这种观点灌输给学生，那么您将来免不了还要挨揍。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一个重视人的尊严和生命的社会。对不起，我的话有点儿尖刻，请您不要介意。”
郑桐和蒋碧云走开了。
正当钟跃民忙着闹转业的时候，袁军却意外地发现，有时天上也会掉下馅饼。
坦克三营营部的电话突然在夜里两点的时候响了，袁军猛地从床上坐起来，这么晚的电话肯定是有大事。他抓起电话：“喂，我是三营营长袁军。”
电话里传来周晓白低低的声音：“袁军，我是周晓白。”
袁军惊讶地问：“你在哪儿？”
“我在医院值班室，袁军，我想问你一句话。”
“你说吧。”
“以前你对我说过，想把咱们之间关系再向前发展一下，这句话现在还有效吗？”
袁军严肃起来：“当然，永远有效。”
“那好，现在我同意，袁军，咱们结婚吧。”
袁军惊讶地张开嘴：“结婚？马上？是不是太急了些？”
“你不愿意吗？不愿意就明说。”
“不是这个意思，我当然求之不得，问题是我一点儿心理准备也没有，因为在几分钟之前你我的关系还是一般朋友，而你突然提出要做我的未婚妻，连让我适应一下的时间都不给，我怎么有点儿做梦的感觉？”
周晓白轻声说：“咱们认识多少年了，还用再了解吗？以前你向我提出过，我说要好好考虑一下，现在我考虑成熟了，你又觉得突然了，要不咱们就假装刚刚认识，再接触它几年？”
袁军忙不迭地说：“我又没说不愿意，你怎么又不高兴了？总得让我请假吧？我是一营之长啊，能说走就走？我马上去找团长请假，应该没问题，我今年的探亲假还没休呢。”
“那好，你马上请假，我等你。”
袁军放下电话，一阵发愣。
刚被吵醒的营教导员揉着眼睛问：“怎么了？家里出事了？”
袁军若有所思地回答：“是出事了，出他妈大事了。”
蒋碧云走出很远后回头看看，发现那位老师和几个学生还在望着他们。
“郑桐，刚才我怕露怯，没好意思问。我也看过《法国革命史》，怎么对刺杀马拉的那个夏洛蒂·科黛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那是个24岁的姑娘，她受的是传统教育，熟读伏尔泰和卢梭的经典著作，她认为共和制是改造法国的唯一途径，而雅各宾派制造的血腥恐怖正在破坏革命，所以她决定干掉马拉。当她来到马拉的寓所时，马拉正坐在浴盆里洗药浴，这哥们儿也不像话，赤条条地就让人家一个大姑娘进了门，是不是还有点儿别的想法，史书上没说，科黛可是个美丽的女人。结果科黛一刀就干掉了马拉，最后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蒋碧云沉思道：“关键是科黛的刺杀行动对历史本身的作用有多大。”
郑桐说：“确实作用不大，她认为刺杀了马拉就可以拯救共和国，其实于事无补，因为暴政不是系于一个人，而是系于一个党派和共和国的暴乱形势。但科黛的动机和行动无疑是一种舍生取义的英雄壮举。”
“这姑娘很漂亮吗？”
“据说很漂亮，当科黛站在将她载往刑场的马车上时，在沿途观看的人群中有个叫皮埃尔·诺特莱特的男子目睹了这一幕，科黛的形象在他脑海中萦绕了很久都没有消失。他后来回忆道：‘科黛美丽的脸庞平静得像一尊雕像，我已经爱上她了。’你看，是不是很浪漫？在一片腥风血雨中，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浪漫爱情。”
蒋碧云喃喃道：“血色浪漫，很令人震撼啊。”
“是啊，血色浪漫，我们好像都经历过那个时代。”郑桐耳语般地轻声回答，他的身体有些颤抖。
“郑桐……”蒋碧云轻轻叫了一声。
“嗯，怎么了？”郑桐回过头来问。
“我们结婚吧。”蒋碧云的眼中泪光闪闪。
郑桐的眼睛也湿润了，他张开双臂搂住蒋碧云低声道：“亲爱的，我早盼着这一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