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颜之推说的“少年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少年时候的习惯甚至会影响人终身。朱慈烺在读书的时候就是学霸一类的人物,很自然地沾染上了“权威崇拜”的习惯。这使得他对明朝,以及明朝社会并不抱有太大的好感。
朱慈烺对宗族的认识,很多来自于鲁迅的小说。然而真正走入百姓之间看一看,与身边饱受“宗法大山”压制的人民交流之后,朱慈烺却没有发现礼法在吃人。而那些出现“吃人”现象的地方,恰恰是因为礼法不被尊重。
因为这样的矛盾,让朱慈烺仔细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历史与文学知识,加上这些年来的见闻,总算找到了另外的可能性。
宗族宗法社会本身具有政治和法治两重属性,是对皇权的补充。自己一直纠结的问题,如果细细分析,其实是如何保有其政治属性而击碎其法治属性。
在新文化运动对宗法社会的战争中,新兴的公民思想要击溃故有臣民思想,颠覆传统道德和其价值观。故而在鲁迅等人眼中,历史书里满篇都在吃人,字里行间都是血迹。这些干将们注定要击碎宗法社会政治和法治的双重属性,宣扬自己的价值观,并将之根植于天下百姓的头脑中——所谓启迪民智。
无论是先来的“德先生”“赛先生”,还是后来的“马先生”“列先生”,皆是如此。
当时的中国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尚可原谅。此时的大明却根本没有那样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条件。
作为大明的皇太子,朱慈烺从未想过要发展社会主义,至于资本主义也仅仅是一株似有若无的萌芽,所以他在现阶段必然要站在传统道德的立场上,保护宗族宗法的政治属性,巩固自己的法统地位——否则带人革自己的命么?
又因为有前世的记忆,所以朱慈烺对国家司法权十分敏感,这就促使他要击碎宗法社会的法治属性。
一旦开始反思,也就能够看清事物的全貌了。
鲁迅本人和其他左翼文人一直有“论敌”存在,可见在这场战争中他们也只是其中一方,掌握真理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十。如果鲁迅所言切中了所有社会问题的根结,为大众所信服,他就是精神领袖了——事实上他是个斗士、狂人,用流行语来说只是个“小众写手”。
一旦厘清思路,明白自己所面对的问题,自然也就能迎刃而解了。
随着各宗族族谱在县府备案,家规族训、乡规民约都有了府县衙门、三老、外姓的介入,谁也不能关起门自说自话。借着如今皇太子的薄达云天的声望,各家对于这种介入都秉持了最大的宽容和欢迎。而介入者也因为传统思维的惯性作用,以最大限度的尊重,尽量不对他人家事指手画脚。
在互相谦让之下,政治层面的工作推进极快。
关键在于法治层面。
如何保证宗族内部不会说一套做一套,关起门来执行家法?
冯元辉提出的办法是“巡回”。
各县裁判所定期派出法官巡回各村,头一日公开接受诉讼,审理案情。翌日立一帷幕,村中老幼次第而入,报上自己姓名住址,各给红绿豆一枚。无事者交付绿豆,将红豆投入缸中。有冤不能口述者则暗递红豆,丢弃绿豆。
等见过了全村老幼之后,法官便请县里警察一道暗访,查明事情真相,保护弱势诉冤的当事人。
县里有裁判巡回各村,府里有推事巡回各县,多一个渠道就少一份情弊。再加上风宪官或明或暗的监督,不敢说政治清明,暗无天日却绝不能够。
在这番动作之下,河间府任丘县百姓的户籍上多了一项颇有地方特色的填空:所属宗族祠堂。
各宗族祠堂作为宗族核心,一并被官府登记在案,同时登记的还有宗族所有的宗产,包括义田、公田、祭田等等。这在官面上的说法是:保护族产,不使不肖子变卖、偷盗、侵占。然而其后手却是针对那些贪官,防止贪墨资产转移至族中,看似两袖清风,其实已经吃得脑满肠肥。
河间府和新成立的民部,以及大理寺都派了人前来视察。河间府考虑如何将之推广全府,大理寺则要考虑如何形成条文,确定《皇明宗族法》文本。民部嘛,什么都不用考虑,只是来帮忙干活的。
一个主事带了一百个从十岁到二十岁不等的学生,跋涉三百里,到任丘县重新制定户籍本格式,帮着进行补充户籍登记。还要进行宗族人口与非属宗族人口的调查统计,同时也要进行初级的职业调查,看有多少人在从事工商服务业,为日后进行更多的统计调查进行实践。
这主事早就听说过“经济普查”这个名词,是姚桃在转述皇太子训示时不小心说漏了嘴。这四个字颇有些风宪官的意思蕴藏其中,为了能够脱离这个整日打算盘的工作,这位主事自告奋勇前来任丘,希望日后真的有“普查”时,自己能够优先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