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院士垂下眼帘，陷入了沉思。他的手指轻轻地敲打着桌面，仿佛在寻找着记忆的线索。他的皱纹深刻而明显，映衬出一生的勤奋与专注。他的眼镜反射出微弱的灯光，如同记忆的窗户，静静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当年在国内想看个病有多难，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想象不到。我们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一边要出门诊，一边还要兼顾医学院的教学工作，真的是恨不得一个人掰成两个人用。那个时候的医院还是临时征用的民房改造的，医院的挂号窗口就是普通的窗子上加装了几根铁条。病人站在门外，收费员坐在房间里。要是赶上下大雨，所有人身上就全部湿透了。因为挂号窗口太少，能看病的医生更少，所以挂号处永远是人满为患。”
韩院士的声音低沉而悠长，如同古老的故事在夜空中回荡。他的语言中充满了情感和温度，让人仿佛感受到了那份深深的情感。如同一位老茶师在精心调配着他的茶香，他用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每一个瞬间的沉默，唤醒着沉睡已久的记忆。
“那时候我们也没有那么多专业的仪器，连基本的生理盐水都是短缺的。病人来医院输液，连个躺的地方都没有。就搬个小凳子就坐下输液了，到后面甚至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那个时候病房都不能叫做病房，就一个水泥房间，摆了几张床，上面挂几个简易灯管。”
“那个时候教学工作也是一大挑战，我们不仅要在出门诊和手术的时候带学生，我们带的学生还不是经过系统培训的医学生，大部分都是些仅仅会些包扎，打针经验的门外汉，甚至他们中的很多人就连基本的医学常识都没有。当时又没有专业的资料，我们只能是手把手地教他们。为了教他们，我们不得不从各种资料里面找出适合他们水平的，自己编一份教材出来。”
韩院士的肩膀轻轻倾斜，如同一座倾诉的桥梁，向这个虚无的空间传递着他的回忆。他的神态中透出一种深深的怀念和悠远的情感，仿佛在时间的长河中追寻着已逝的时光。
“这些都还不算什么，我们多花点儿时间克服克服也就过去了，最愁人的其实是我们找不到能供学生解剖的大体老师。学医的要是没解剖过几个人，怎么敢在活人身上做手术啊。我们学医的那时候是战争年代，找解剖的尸体都是从战场上直接拖回来。可是新中国都成立了，这种事儿是肯定干不了了。
那个时候大家的思维还很传统，讲究入土为安，根本没有人愿意捐献遗体。那时候给我们愁的呀，我们就听说谁家在办丧事，就一家一家去求，结果可想而知。碰上个斯文的家属，最多只是嘴上骂几句，要是碰上个脾气火爆点儿的家属，要是跑慢了，恐怕就要被人打出来了。最后好不容易在政府的帮助下，我们35个医学生才终于争取来了一具大体老师。”
陈海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韩院士说着那些过往，韩院士就像是那个守着古老故事的人，用他的回忆打开了一个个尘封的记忆盒子，让我们窥见了那个年代的独特印记和韩院士内心深处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