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作战目标从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成主要进行占领区的“治安”作战。
二、日本国力因战争耗损过大而经济状况开始急剧恶化
日本是一个岛国，缺乏战略资源，主要依靠进口，而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是很强。
“七七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只有13.5亿日元。
日本的黄金储备量从最开始就限定了这场战争的规模不能太大，时间不能持续太久，否则日本经济就会崩溃。所以日本发动了战争后，却又千方百计地想要尽快解决“华国事变”。
为了维持侵华战争，日本1937年进口的军需物资总额达到9.6亿日元”。
到1938年的6月份，为了进行武汉会战，日本连学校教练使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新组建的部队。由于兵员持续增加，日本的能源、粮食、劳动力都凸显不足。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军费的支出逐渐累计至61.56亿日元，已经远远超出了日本的黄金货币储备量，从而使日本经济进入崩溃状态。
日本已经没有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日本中央统帅部首脑痛苦不堪、压力山大，日军陆相在内部说：“外强中干是我国的现状，时间再延长就很难维持了”。
在武汉会战之后，日军的装备、人员编制、战斗力，都比武汉会战之前有所下降。这也使得日本不得不改变在华国战略方向，意图“以战养战”、 “以华制华”。
武汉会战华国广大官兵总体上是英勇顽强的，杀伤了大量日寇，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
但由于国军的战略战术比较死板，基本是进行阵地防御，与日军拼消耗，伤亡惨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伤亡超过40万人，其中人壮烈殉国。
华国幅员辽阔，日军可以绕过国军的坚固阵地，鬼子的惯用战法就是迂回包抄。在作战策略上国军也有许多不足：“兵力大多部署成连绵不断的一线式阵地进行防御作战，多采用添油式硬拼，缺乏强有力的战略预备部队。
在会战过程中，国军经常处于被动地位，每次都是在日军大行动之后才急忙补救，拆东墙补西墙，在指挥体系上，受派系影响很大，不能如臂指使。
许多兵力资源不是根据作战需要分配，而是按派系、资历拨付，。指挥机构臃肿，命令、报告的传达，从军事委员会经过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5个层次才能到达基本战略单位的各师，贻误战机是常有的事。
第9战区司令长官的陈石叟所写的“武汉会战之教训”相对而言比较实际，他认为：
一、作战计划不宜频繁变更，不然各部将深陷不能追随之苦，此次会战之最高指导有此弊端。
二、要充分了解和考虑部队的现状和实力，要有所预判，不能处处追随敌人。
例如此次撤离武汉的时间，原定8月底，后改为9月18日、9月底、双十节，直至10月20日，国民军事委员会负责人还在武汉没有撤离。
国军转战数月疲惫不堪、已被敌人重创的部队不得不在金牛、保安一线竭力苦撑，导致后来的转移未能按照计撤退划实施，全军陷于无序溃退。
三、未经训练之部队不能参战。如此次王陵基部遇敌即溃，导致影响全局战斗。
四、对装备精良之敌，应诱至山区再与之决战。一到山地，则敌之优势难以发挥，如万家岭大捷是也。”
日军占领武汉后，温暖派遣30个马仔对波田支队进行血腥的狙杀，每天都有数十或数百波田支队的官兵被狙杀，以致波田支队不敢走出军营、日夜两班轮换睡觉。
即使波田支队的官兵躲在营房里，半夜也会被迫击炮急袭。
半个月后，又有差不多一个联队的官兵被马仔们弄死，波田支队有些士兵的精神已经不怎么正常了，无奈之下，波田支队剩下的一个联队被调往他处整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