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后,朱可夫和我坐上了索科洛夫斯基派来接我们的吉普车。车离开机场没多远,朱可夫忽然命令司机停车。等车停稳后,他又吩咐司机:“司机同志,你先下去抽支烟,等我叫你,你再上来。”
司机答应一声,推开车门便下了车,然后跑到跟在我们身后的卡车旁,和从驾驶台下来的警卫连的指挥员抽烟。
我扭头看了一眼正在抽烟的司机,随后一脸茫然地问朱可夫:“元帅同志,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停车啊?”
朱可夫出人意料地问我:“丽达,你有没有觉得瓦图京同志的死,很有问题啊?”
我听到他的这个问题,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我从赫鲁晓夫那里,知道瓦图京的死因是因为伤口感染,而斯大林又一直不批准使用青霉素所造成的后果。但当着朱可夫的面前,我绝对不能把真相说出来,那样的话,不光于事无补,反而会引火烧身。于是我只能装糊涂地说:“基辅的内务部人员不是已经将案子破获了吗?就是几个被德国人收买的医生和护士,在给瓦图京将军注射的针剂里,添加了能致命的毒素。”
朱可夫等我说完后,重重地哼了一声,随后用轻蔑的语气反问我:“丽达,难道你真的认为内务部所报告的消息,都是真实的吗?”
我没有在内务部报告的真假上纠缠,而是好奇地问:“元帅同志,不知道您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在我的印象中,瓦图京不仅是军事天才,而是在政治工作方面,他也是极有天赋的。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他非常注意现人才和培养人才,极其善于建立一支骨干的队伍。”朱可夫表情凝重地对我说:“由于他所指挥的部队,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生,他的威信也越来越高。因此也更加得到了斯大林通知的钟爱和器重。”
我知道朱可夫肯定会说出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内幕,于是知趣地闭紧了嘴巴,静静地聆听他所讲述的内容。
“由于斯大林同志特别欣赏瓦图京,所以针对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指挥事宜,他经常会越过总参谋部和赫鲁晓夫直接和瓦图京打交道。这样一来,担任瓦图京政治副手的赫鲁晓夫,就成为了一个摆设。赫鲁晓夫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对于这种事情,他肯定会心怀嫉恨,并因此影响到了他和瓦图京之间的关系。”
我听到这里,忍不住插嘴问道:“元帅同志,可是在医院时,我看到赫鲁晓夫同志对瓦图京将军的去世也很伤心,甚至还为此取消了自己的生日宴会和授勋典礼。”
“瓦图京曾经私下告诉过我,”朱可夫继续慢吞吞地说:“他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关系并不友好,经常会为了一些小事生争执。我觉得赫鲁晓夫肯定是觉得自己的光芒,被瓦图京的身子所挡住了,所以才会采取极端的手段,来除掉这块绊脚石。”
看到眼前的朱可夫,真的像历史上那样,因瓦图京的死而对赫鲁晓夫心存芥蒂,我不禁有些不知所措。想开口劝说两句吧,又现自己虽然知道真相,却不能说出来,只能含糊其辞地说了一句:“不会吧?!”
“怎么不会。”朱可夫再次哼了一声,接着说道:“据我所知,瓦图京以往每次出巡,不是乘坐装甲车,就是带着至少一个警卫排的战士随行。偏偏出事的那天,就只带了三辆吉普车和一个班的警卫员。我觉得这是赫鲁晓夫精心布置的圈套,诱使瓦图京轻车简从地穿越被一群反苏游击队和土匪占领的村庄,结果导致了悲剧的生。”
想到赫鲁晓夫告诉我的所谓真相,再想想朱可夫所作出的分析,我不禁陷入了一片迷茫之中:瓦图京究竟是怎么负伤的,最后又是因为什么原因死去的,这个问题到后世貌似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看来这起事件,也会会像失踪的“琥珀屋”一样,成为卫国战争中的又一个未解之谜。
我抬手看了看表,有意岔开了话题:“元帅同志,时间不早了,我们是不是该早点赶回指挥部。我担心参谋长和军事委员都等急了。”
“好吧,这事到此为止。”朱可夫看样子也不想再在此事上纠缠,听到我这么一说,立即点着头叮嘱我:“不过,只限于你我两人知道。明白吗?”
“明白。”见这事终于告一段落,我的心里感到稍稍踏实一些,便有意请示朱可夫:“元帅同志,我们还要继续赶路呢,现在就把司机叫回来吗?”在得到他的许可后,我连忙推开车门,探出半边身子,冲着在后面抽烟的司机喊道:“喂,司机同志,别抽烟了,我们现在就要出了。”
虽然我们还在基辅时,索科洛夫斯基就在电话里将德军突围的事情,向朱可夫进行过汇报。但我们在路上耽误了两个多小时,敌情又有了新的变化。
瓦图京的死亡之谜,暂时被我们抛到了一遍,目前让我们最头疼的问题,是胡贝率领超过十万的德军,在突破了普霍夫将军的堵截,离开了山区,和接应的武装党卫军第2军部队汇合,顺利地撤向了利沃夫方向,并迅速地建立起了新的防御。
“怎么会这样呢?”朱可夫看完所有的战报后,用力一拍桌子,冲着索科洛夫斯基吼道:“今天早晨我们收到的战报中,普霍夫不是说他的部队完全挡住德军的冲击吗?还有莫斯卡连科他们几位集团军司令员,也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说他们抓住了德军的主力,正在展开围歼战吗?怎么只过了短短的几个小时,战场的形势就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元帅同志。”索科洛夫斯基满脸通红地回答说:“主要是敌人太狡猾了,胡贝采用欺骗战术,使我们的追击和堵截部队,把他扔出的诱饵部队当成德军主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