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编纂的时间太仓促,缺乏顺帝时代的资料,全书没有完成,于是派欧阳佑等人到全国各地调集顺帝一朝资料,于洪武三年二月六日重开史局,仍命宋濂、王祎为总裁,率领赵埙,朱右、贝琼等十五人继续纂修,经过一百四十三天,七月初一书成,增编顺帝纪十卷,增补元统以后的《五行》、《河渠》、《祭祀》、《百官》、《食货志》各一卷,三公和宰相表的下卷,《列传》三十六卷,共计五十三卷。然后合前后二书,按本纪、志、表、列传厘分后,共成二百一十卷,也就是现在的卷数。两次纂修,历时仅三百三十一天。
元朝虽不足一百年,但怎么也说也是大一统的王朝,且疆域辽阔,若是从成吉思汗算起,其实时间也不算太短,这样的一个王朝,修的史书竟用了不足一年的时间,其中的记录可想而知了,明显是太仓促了,做得不够细腻,更别说,这本史书是在迎合朱元璋要求的前提下编修的,光是史官就有好几波,宋濂倒也罢了,人家毕竟是正儿八经的文学之士,可朱元璋为了彰显自己求才若渴,征来山林隐逸之士汪克宽、胡翰、赵埙等十六人参加纂修,这些的才学着实让人怀疑,事实证明,《元史》因为时间仓促,编纂人数太多,导致许多不足之处,就资料而言,在长期战乱之后,史籍散失很多,一时难以征集,很难完备,已经收集到的资料,限于翻译条件,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如《元朝秘史》以及元朝的蒙古文典籍、档案等等,都是很大的缺憾。所指出的问题主要是:随得随抄,前后重复,失于剪裁;又不彼此互对,考定异同,时见抵牾。如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同一专名,译名不一。史文译改,有时全反原意。沿袭案牍之文,以致《河渠志》、《祭祀志》出现了耿参政、田司徒、郝参政等官称而不记其名。又据案牍编宰相年表,仅删去其官衔而不予考订,以致有姓无名。
《元史》列传照抄碑志家传之类,取舍不当之处甚多。改写纪年的干支,竟有误推一甲子六十年的情况,使史实完全错乱。史料中没有具体庙号的皇帝,改写时弄错的例子甚多,如将ta祖误为太宗,太宗误为ta祖,宪宗误为世祖,世祖误为宪宗等。纂修人对前代和元朝蒙古族的制度也不熟悉,如宋朝各州另有军号、郡名,《地理志》述沿革,却写成某州已改为某军、某郡之类。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汗死“其帐不旷”,由后代后妃世守以享用其岁赐,《后妃表》编者竟据此名单列为某一皇帝的妻妾。如此等等。所以清人钱大昕嘲笑“修《元史》者,皆草泽腐儒,不谙掌故”,因此下笔“无不差谬”。清代汪辉祖的《元史本证》指出《元史》中三千七百多余项错误。例如:《元史》中存在有一人两传的缺失,如速不台与雪不台本是一人,完者都与完者拔都是一人,石抹也先与石抹阿辛是一个人,《元史》中都列有两传。再者,译名不一,如八思巴,又译八合思八、巴思八、八合斯巴等。种种问题不胜枚举,让人望而生畏。
便是有明朝第一才子美誉的解缙,在奉成祖皇命的情况下,只是对《元史》做了修改,他写了《元史正误》一书。后来,参加纂修《元史》的朱右又写《元史拾遗》,许浩作《元史阐微》等,都是对《元史》的订正和补充,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如今让自己来修编这样一套漏洞百出的史书,那还不是要了小命,再说了他也不想做个皓穷经的儒生,这样的工作,一年两年是做不出来成果,万一耗上了一辈子,那可是大大的划不来?如其陷进去,还不如干脆退出来。
此话一出,听得“噗嗤——?“正喝汤的胡滢又是一口鱼汤喷了出来:”这人老子莫非有问题不成?“
于谦也暗暗嘀咕道:“旁人羡慕都羡慕不来,这个杨兄弟可好,竟不愿去,这人比人可不是气死人?“
杨士奇倒是不急不躁的看了一眼杨峥,对这个结果似有预料,心道:“皇帝果然最了解杨小弟的人,竟如此细心到让老夫提前来说一声,若不然等改日在朝堂被这么一拒绝,皇帝该是多没面子啊,呵呵一笑,问道:”杨小弟可是有什么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