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规定商人低下的社会等级。士农工商是中丨国古代居民的等级序列,商人位居最低层。统治者为别尊卑,明贵贱,实行居民按等级消费的办法。不同等级的居民在居住房屋的高低、大小,衣服的质料、样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朱元璋建明后,以扫除胡俗,恢复礼制为己任,承袭了这一制度,洪武十四年(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连番的打击下,大明初年的商业可以说是汉唐宋后最差的,但这种规律毕竟不是人为的改变就能改变的,经过朱元璋大力肃贪,展农本经济,大明的经济大为展,尤其是经过永乐六次下西洋,大明的商业再一次兴盛展起来,但按照祖宗规矩,商人是贱民,堂堂大明从商业中获得的好处竟微乎其微,商业税收一直没能确定下来,明明可以充盈大明的国库的好机会,却碍于祖宗规矩,一直提不上日程来,每次看到那些商人依托各种户籍,从事经营活动,且因为国家不能对他们的正常经营提供保护,便只能托庇于地主豪强,官员贵胄,早与他们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朝廷想收商税,却毫无根据,如此一来,祖宗规矩反而成了商人的一大保障,让朝廷也奈何不得!这便是祖宗规矩的悲哀。虽说祖宗规矩种种的不适应,但对于朱元璋的两个规矩却是大为支持,第一个以历史教训为鉴,规定后宫、外戚、亲王(把非太子的儿子分封到各地)不得干政,这条规矩无疑是正确的,后宫多是女人除了武则天这位特例外,她们没有政治素养和才干,也不方便抛头露面。所以只能依仗其父兄,以及背后的家族,久而久之朝政便乱了,汉代刘邦后的吕后便是如此,大明皇后马氏勤于内治,史书记载宋朝的皇后大都比较贤良,马氏就将宋代的家法汇编成册,让后妃们朝夕攻读。正是由于马皇后的这一措施,使得明朝的皇后贤惠的占了大多数,也很少出现外,戚,专,权的局面,可以说洪武爷这条规矩无论是建文帝,还是永乐,洪熙都继承的很好,更别说为防,外,戚,专,权,制定出了“公主俱选庶民子貌美者尚之,不许文武大臣子弟干预”的律法。规定驸马须从平民或低,级,官,吏,家,庭中选取,而且子弟被选中的人家,近亲中便不能再出仕为官,即使已经做着官的也得退休回家,驸马终生只拿俸禄而不能为官,这项规定可以说极具远见。第二个就是太监不得干政了,杨士奇对太监并没有多大的偏见,甚至觉得这些太监都是可怜人,但作为一个阁臣,与朝局而言,太监是个不稳定因素,开国皇帝多半都勤于政事,所以朝政也清明,各种规矩是都遵守,在各种秩序、规章制度遵守的情况下,国家必然是往好的方向展,加上开国皇帝多半从杀伐走过来,善于借鉴前朝史书,必然对后宫、太监多有防备,而后来的皇帝就未必能保证了,他们自幼长在宫中,没亲眼见过后宫、太监干政的局面,加上皇帝自幼,一切就由宦,官照管。宦,官照管皇帝的日常起居,熟悉皇帝的性情习惯,是皇帝身边唯一的亲信。当皇帝长大成人,要求拿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力的时候,必然地同企图继续专,权的外,戚,集,团产生矛盾。在同外,戚,集,团的斗,争中,宦,官也就天然地成为皇帝的盟友。于是,在宦,官的协助下,皇帝夺回了政,权。夺,回,政,权之后,有功的宦,官“遂享土地之封,超登公卿之位”,国,家的权,力便落到了这写有功的宦,官手中。然而,当皇帝死去,新君继位,宦,官由于政,治,身,份,卑,贱而不能辅,政,于是又有新的外,戚上台。这种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的局面,无论是东汉,还是后来的大唐差不多如此,所以防止太监干政是极有必要的,这也是他为何明知皇帝是有意在培养太监,也执意来劝说了。
“话虽如此,可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陛下雄才伟略,自能驾驭太监,可陛下以后呢,一旦太子年弱,所信任者唯有太监,此时太监趁机把持朝政,岂不是东汉之祸端?“杨士奇大声道。
朱瞻基朱笔未停,听了杨士奇的质疑,并没有立即应答,而是问了句:“杨爱卿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儿如何?“
杨士奇一愣,没想到皇帝竟突然来了一句这么没头没脑的话儿,不过默默念了声,到觉得这话儿倒也有些意思。
朱瞻基抬头瞥了一眼杨士奇,不等他答话,自顾自的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於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於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禽兽者也。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於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
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於人乎一时。”传诵以为明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於率天下而无父者也。夫绍之於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汤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盖於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