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这本书自从出现后,谣言便满天飞,到后来不知怎么就落在了黎家的身上,说什么黎家大公子如何勾搭,如何不顾廉耻与朝廷某某大臣后院有染,说的有鼻子有眼睛,弄得满朝文武百官一时对自家的后院好生怀疑,一时京城官员家中没少安宁过,一时让黎利伤透了脑筋,偏生人家说得有鼻子有眼,好像事情就是那么生一样,可恨的是这种事情,他还反驳不得,不然那些大臣们指不定信了几分。
短短几日的功夫,他这个昔日人人敬仰的大英雄,瞬间便变成了一个好色如命的昏君了,若说朝廷之上的大臣到也罢了,毕竟是谣言也就几日的功夫,等日子已久,也就没人在乎了,可百姓却不这么看,这么想,在大明添油加醋, 也不知从那里弄来了那么多的香艳的故事,卖力的宣传下,由不得这些百姓不信了,几日的功夫,往日那个高高在上,英雄了得的皇帝形象,就此倒塌,让素来注重名声的黎利恨不得将写这种小报人碎尸万段,他不是没找人查过,可查来查去,也只知道从书中描写的“一府两县”格局和“县前街”、“东街”、“大街口”、“狮子街”、“灯市”以及“五里原”等等内外景观布置在交州城内,可到底是谁所写,却摸不着头脑,最后也仅从《金瓶梅》第一回中,清河县知县说武松:“虽是阳谷县人氏,与我这清河县,只在咫尺。”武松打虎之事“传得东平一府两县,皆知武松之名”。
在大明,“一府两县”在同一城的现象并不多见,小说中东平府含有两个县治,阳谷县与清河县,西门府所在地为清河县。小说中虽明确说明西门庆所住地址为“大宋国山东清河县牌坊”,但是明朝时,东平府并非“一府两县”的格局,由此认为小说所写故事的生地即山东清河县的观点不严密,如小说第四十八回中写道:“(东平府)调委阳谷县丞狄斯彬,沿河查访苗天秀尸体下落”,“巡访到清河县城西河边”,由此得出两县治的具体方位是:清河在东,阳谷在西,两县中间有界河。
在明朝,在可查证的“一府两县”的府城中,两县治呈东西向排列于府治两侧,并以河为界,只有绍兴一府。
通过对小说文本与明朝史实的研究,潘承玉提出颠覆金学界传统论断的新观点:《金瓶梅》中所描写的地理原型非山东清河县,而是浙江绍兴市。
至此,小说中妇女唯一型为“杭州簪”,向西门庆借银子的“杭州刘学官”又称“前边刘学官”等等,与小说第七十四回,薛姑子宣卷讲到:“这赵郎见词不能依随,一日作别起身,往山东买猪去”,与第九十四回,媒婆薛嫂听人说:“我那边下着一个山东卖棉花客人。”与小说地理原型为绍兴在逻辑上完全吻合。因为,只有是绍兴主人才会对朋友说我这边有个山东客人,山东主人没必要故意称对方客人是山东客人,只有在江南杭州附近满足“一府两县”格局的绍兴,才会称“杭州刘学官”为“前边刘学官”。
既是绍兴人,又集画家、戏剧家和幕客为一体,明朝时哪位绍兴人士最有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呢?后来经过几个汉学家好生推测,此人便是明朝浙江一代的大才子,最后的目光无不落在了神龙见不见尾的杨大人的身上了。
这个结果着实让黎利有些意外,对于杨大人也十分的鄙视,但对方给自己造成的影响却是不可预料的,他本是个爱惜自己的名声,结果名声没有自己手段玷污,反而被一本邪恶之书给糟蹋成一片狼藉,心头的愤怒可想而知了,但他终究是非常之人,心头痛恨归痛恨,但也不得不承认对方的手段高明,如今他的这些风流韵事,在京城不仅仅是传唱那么简单的,早有人将《jn瓶梅》编成说书的,在京城的天香茶楼一日一说,据说因为这《jn瓶梅》的故事,整个茶楼是人满为患,酒楼的掌柜的很是了一笔横财,其他酒肆、勾栏、商铺,酒家是有样学样一时无人不知《金瓶梅》,颇有平生不诵《jn瓶梅》,纵称书生也枉然”,让他好生气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