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薛居州是个好人,要他住在王宫中。如果在王宫中的人,无论年龄大小还是地 位高低都是像薛居州那样的好人,那君王和谁去做坏事呢?相反, 如果在王宫中的人,无论年龄大小还是地位高低都不是像薛居州 和样的好人,那君王又和谁去做好事呢?单单一个薛居州能把宋 王怎么样呢?这个典故并不难,王振毕竟是诵读过四书五经的人,与孟子这番话儿还是能体会到其中的含义,以孟子的话儿说,政治国的国君应注意自己身边所用亲信的考查和选择。因为,如果国君周围多是好人,那么国君也就会和大家一起向善做好事。相反,如果 国君周围多是坏人,那么国君也就很难做好人了。这里的道理并 不深奥,实际上也就是《大戴礼记;曾子制言》所说“蓬生麻中, 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与之俱黑”的意思。所谓“昔孟母,择邻 处”,“孟母三迁”不也就是为了找一个周围环境好一点的地方以 利于孩子的教育与成长吗?孟子是从小就受到这方面的熏陶,早有切身体会的了,可谓是说得生动而又有说服力。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王公公你可要以身作则啊?”杨峥语重深长的道。
王振独自低头思索了一会儿,忽的肃然起敬道:“大人的一席话,咱家受教了。”
“王公公客气了,杨某说得再多作用有限得很,反而是公公任重道远,希望公公可要坚持下去,日后功成名就,也是一段佳话?”杨峥带着几分劝慰的语气道。
王振期初没觉得什么,这会儿思索下来,越觉得眼前的局面豁然开朗,自己的位置诚如杨峥所言,想要建功立业,关键还在太子身上,而太子则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说到底就是在国事上有所建树,做些让天下百姓交口称赞的事情就算是立了一番功勋了!局面明亮,就越觉得杨峥实在不简单”。此时再听他这一番劝慰的话儿,竟也能用力的点了点头道:“杨大人放心,咱家知道怎么做了?“
杨峥不知自己这一番话儿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他这么做也只是做到了一个臣子的本分,至于日后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这不是他能控制的,也难得去想,说过就算。
有了这一番交心的话儿,两人的关系也密切了许多,杨峥说了安南的趣事儿,而王振则说了京城事儿,说来说去,气氛说不出好,直到日暮时分,两人才各自退出了雅间,返回将军府邸。
因为按照王振给的准确日期,他返回京城的日子也就是这两日,安南虽平定,局面也紧紧的攥在大明的手中,但一些交代还是要交代,所以晚上的那一顿酒席,杨峥便没去,回去与大小姐、沈艳秋说了一番话儿,便让人请来了阮虎,吕海、萧通等人,做些交代。
三人得到信儿后,第二日一早就赶到了将军府,杨峥叫来徐朗、黄福等人,开始对众人自己交代,因时间紧迫,他也不含糊,交代的内容很简单,主要针对一条鞭法,以及占人、哀牢在商业上的问题。
与一条鞭法很简单,安南既作为大明的一部分,安南的百姓就是大明的百姓,该缴纳的税收不能少,必须按照夏税、秋粮、均徭、带征,确有定额的规定向朝廷缴纳税收,。里胥无由飞洒,奸豪无从规避,简易均平同样要继续保持,这一点必须阮家来维持,这一点没有半分讨价还价的理由,事实上不用杨峥交代,百姓也都愿意上交这点税收,彼此往日的税收,这一条鞭法虽在税收的数目上没什么改变,但好在简化了不少,总共起来只有三步,一是把田赋和繁杂的徭役、杂税合并统一征收;二是把徭役部分地摊入田亩,既根据人丁又依照田亩征收;三是田赋、徭役和杂税合为一条后,一律征银。田赋,除政府必须的米麦仍然交实物外,其余以白银折纳;徭役,一律实行银差,无需朝廷催促,这两年每次到了点,百姓都将早已准备好的银子,谷物都送到了交州城,这也难怪,比起往日的混乱税收,一条鞭法后,不但限制官吏巧立名目,加征赋役,而且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其生产积极性,不仅如此,那些从事商业的商贾可谓是大喜过望,实行赋役折银征收的办法,为交纳银两,农民、手工业者必然把大量产品投入市场,促进商业繁荣。徭役折银,农民可自由离开土地成为自由劳动力,他们也可以用到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对一条鞭法最为拥护,每年上缴税收,他们表现得最为积极,所以杨峥的这一番嘱咐,阮虎答应的最为爽快。
而对占人,哀牢,岁月虽说是彭家的私人产业,但身为朝廷也是可以开展作坊,与彭家竞争,当然了,这其中又有不同,官家不直接参与生产,而是以一种委托的方式,采取特许经营的商家,共同促进哀劳、占人的软料,大明朝廷对他们提供的特许者给予保护,也给予优惠,而身为获得官方认可的经营者,除了缴纳税收外,还要替官府完成朝廷的生产任务,不可有半分的拖欠,本来彭家进入占人、哀牢就有不少人眼热,虽说在安南,但朝廷不少言官还是很惦记,为了解决这个隐患,杨峥才参照前世的私企以及与国企的经验加以改造,一来彭家与朝廷可以自由竞争,顺应市场,二来,这种良性竞争,也可以给朝廷,也彭家带来技术上的改进,质量上的好坏,以及产量上多少,如此也算是给朝廷谋取了些福利,只要朝廷经营得好,在占人、哀牢这一亩三分地上,还是有些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