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番话儿说得锵锵有力,愣是让郭大人找不到反驳的话儿,况且人家还连带着皇帝,自己的官儿都是靠着皇帝推上去的,上次不顾皇帝的生日,硬是要走 户部一笔银子,皇帝心头正生着气呢,哪还敢再多言。
他不言语,自有人言语,刑部侍郎王朗道:“要银子未必就一定要开海禁,下西洋,郭大人刚才不是说了么,我大明如今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可谓是盛世,这一点尚书大人不会不同意吧?”
“有盛世的户部只有八十万两银子么?郭姿心里嘀咕了声,但这话儿他可不敢说出口,不说如今满朝文武百官都沉浸在盛世之中,就是当今圣上,莫不是如此,世间最恼人的事情就是沉浸在美梦之中,被人无情的点破了,他一把年纪,早已没了往日的锐气,也不想做这个出头鸟,涉及皇帝的话儿,他自不会多说,哼了声道:“这个老夫不否认!”
王朗继续道:“既是盛世,何愁没银子,我看这东南富甲天下,可比朝廷富裕多了,我大明税收低已经几十年了,适当的加些税收也不无不可?“
其他众人纷纷点头表示附和。
“王侍郎此言差矣!”站在文官第三位 的杨溥忽然摇头道:“东南是富,可王大人忘记了,江南官田重赋,从洪武爷就定下的规矩,经过这么多年的搜刮,已经不堪重负,不少农民大批逃亡,国家税源减少,拖欠严重。苏州府,从永乐二十年至洪熙元年欠粮三百九十二万石;松江府,从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不得不免征几百万石。宣德初年,苏州府累计拖欠至七百九十万石。宣德五年,松江额定征收田粮的起运部分为四十三万九千石,实征六万六千石,只征得百分之十五,这样一个的东南,还是王大人口中的富裕之地么,再说了,江南再富,不过是仗着国泰民安,地方便利罢了,也不是家家都有沈万三的聚宝盆,其收取重税已有数十年,再加派赋税,这不是让江南百姓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了么,我可听说了,江南可有许多负担重的地方,比如淅直,每年上税收百万两,累积已有数千万两,东南富户因其破产者无数,更不消说普通百姓了,许多人铤而走险,出海为寇,又加重东南匪患!如此情形,恶性往复,民生早就困顿已极,久而久之,才有了江南之地”只负重税之名,而无征输之实。这一点王大人不会不知道吧?”
其实不用杨溥说,众人也都知道,鉴于张士诚、方国珍的缘故,江南之地,从朱元璋时候起就一直颁布减轻税额的诏令,但多数情况是朝令夕改,言而无信。因为江南是朝廷的财赋重地,承担着官僚、勋贵的巨额俸禄支应。到宣德年间,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宣德五年宣宗再次下诏减轻官田税额,而户部考虑到支出的困难,往往”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忱被派往江南整顿田赋。周忱拉皇帝诏书作大旗,抵制户部的压力,与苏州知府况钟等经过一个多月的筹算,对各府的税粮都作了认真调整,仅苏州府即减七十二万石。周忱本想更多地降低一些官田税率,如,当时一种田称古额官田,税额特别重,耕种者无力负担,周忱请求依民田起科。太师郭资和户部尚书胡濴便弹劾他”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要求给以惩治。宣宗虽然批评了郭资、胡濴,但也没有答应周忱的请求。朝廷不愿承受更多的”损失”。周忱便把思路转到以灵活的政策办法促进赋役改革和均平负担上来,这事儿就在今年生不久,人人可是清楚无比,所以杨溥这话儿一落就得到了众人的附和。
杨荣道:“江南已经不是大明初期的江南,王大人还是不要打江南的主意为好?”
杨士奇道:“可不是么,江南的局面如何糟糕,如今最要紧的是与民休息,使江南的经济迅速恢复繁荣的局面,诸位也知道,江南的农业承接历代天时、地利、人和,技术之改良和推广,素有 “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唯有繁荣江南,才有更多的赋税,而不是在江南经济尚未恢复的时候来雪上加霜,这样做,无疑是杀鸡取卵是万万要不得的?“
江南的问题,众人心知肚明,杨士奇又说的是实话,所以一番话说得许多人点头不止,就是朱瞻基也觉得这番话儿言之有理,唯独那个王侍郎闹了个大红脸,本想借此机会出出风头,如今可好,风头没出着,还落得两位内阁大臣的围攻,哪还敢在多言。
杨峥一直冷眼旁观,眼看开局还算不错,虽说满朝文武都在反驳开海禁,但也都是事实就是的说话,尤其是户部明显对下西洋有偏袒的倾向,无疑是给他多添了一份力量。
朱瞻基听得点头不止,温和的道:“杨爱卿言之有理,江南的局面如今容不得雪上加霜的,从东南增加税收满足户部朕岂能忍心,再说了我大明的税收如何,诸位大人可是心知肚明,江南再富裕,所能收取的税收只怕也有限,难以应付朝廷一桩一桩的大事,依朕看,朝廷的户部需要充盈,还需要开海禁,下西洋……?“